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卷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始终吸引着历史研究者的目光：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隋唐，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征战的壮观场面屡见不鲜；而到了明清时期，参战军队规模却急剧缩减，数万人的战役已属罕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以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为例，秦赵两国投入的总兵力高达105万之众（秦军60万，赵军45万）；秦朝名将王翦在灭楚之战中同样统帅60万雄师；隋炀帝三征高丽时，除却200余万后勤民夫，前线作战部队竟达百万之巨。类似规模的军事行动在秦汉之际和三国时期也屡见不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历史车轮行进至明清时期，尽管全国人口已突破历史峰值，远超先秦及中古时期，但战场上的军队规模却呈现出断崖式下降。

这种反差在具体战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末袁崇焕在宁远、宁锦两场关键战役中，所率明军不足十万，而后金军队仅6-8万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激战，清军参战部队不足3万，而对手仅有8000余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北京城危在旦夕之际，咸丰帝竟无法集结十万之师勤王。这种军事规模的巨大落差，不禁让人追问：为何先秦至中古的君主能轻易动员百万雄师，而人口更多的明清王朝反而力不从心？

究其根源，关键在于军事制度的根本性差异。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普遍实行的是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具体表现为民军制、征兵制和府兵制三种形态。民军制盛行于春秋战国，要求每户出一名壮丁常备从军，其余劳力战时承担后勤保障；秦代征兵制规定17岁男子必须服役两年，汉代则将服役年龄推迟至20岁；隋唐府兵制则让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三种制度虽各有特点，但核心要义都是兵农合一——既保障农业生产，又满足军事需求。国家不仅无需负担日常训练和后勤保障，连武器装备也由士兵自备。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描写，正是这种制度的生动写照。

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动员潜在兵源，这正是先秦至中古时期动辄百万大军的奥秘所在。但问题随之而来：以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如何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非生产性军队？这一根本矛盾最终催生了宋元明清时期的职业化常备军制度。职业军队虽然规模缩减，但专业化程度和作战效能显著提升，这既是军事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应对新时代战争形态的必然选择。从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到火器时代的精兵策略，中国军事制度的变迁折射出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