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国的初期阶段，这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分封政策。他将亲手建立的九十五个千户军事行政单位中的三十余个，连同蒙古帝国辽阔疆域的东部和西部领地，分别赐予自己的儿子们和亲弟弟们作为封地。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详细记载，成吉思汗曾将来自多个部落的精锐千户以及四千名骁勇善战的士兵，完整地交予次子察合台统辖。这些受封的千户，比如察合台麾下的部队，逐渐演变成蒙古贵族阶层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史籍中被专门称为诸王兀鲁思。这些封地领主不仅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管辖着大量属民，还享有封地内完整的行政司法权力，甚至可以决定子民的生死。如此巨大的权力使得他们极易形成割据势力。正因如此，蒙古大汗要求这些领主必须定期前往都城觐见，这成为中央政权约束地方势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超过六十个精锐千户则由大汗直接统辖。历史文献显示，随着千户百户制度的不断完善，直属大汗的千户数量持续增加，到后期甚至接近百个之多。这些千户被部署在特定的战略要地，过着半军事化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成为大汗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的日常管理和军事调度完全由中央兀鲁思统一指挥。作为大蒙古国最基础的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单元，这些千户承担了帝国绝大部分的军事防务，实质上构成了大汗的嫡系部队。统领这些千户的军事首领被尊称为那颜，他们在各自辖区内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可以依据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和蒙古传统习惯法来审理案件。其中一些位高权重的那颜，还能获得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殊荣，在重要国事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在窝阔台汗成功灭亡金朝后，这位睿智的统治者创造性地借鉴了辽金时期的二税户制度，在中原地区推行了著名的五户丝食邑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窝阔台将七十多万户中原百姓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戚和立下战功的将领。制度规定每两户需向朝廷缴纳一斤丝绢作为赋税，同时每五户还要向封君进献一斤丝绢。所有赋税都需先由朝廷统一征收，再按比例分配给各封君。虽然这一制度试图通过中原成熟的官僚体系来限制封君的权力，但始终无法彻底切断食邑户与领主之间的隶属关系。特别是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前，这些食邑户在很多方面几乎等同于传统的兀鲁思封民。为了强化对食邑领主的控制，维护蒙古政权的长治久安，窝阔台汗先后在己丑年（1229年）和甲午年（1234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分封。而忽必烈即位后，不仅延续了这一政策，还大力提拔效忠自己的汉族将领，增设了多个汉军万户以巩固统治。

为了进一步遏制汉地世侯不断膨胀的军政财权，蒙古统治者开始强制要求这些世侯必须将子嗣送往元朝都城作为人质。这一质子制度的实施，显著加强了对汉地世侯的管控力度。据《元朝名臣事略》记载，当时征召世侯子弟入侍已成为普遍做法，许多著名人物如严忠贞、史天倪等都曾以质子身份在元廷任职，后来都取得了显赫的政治成就。这项制度不仅要求受封的汉地世侯定期朝觐，更通过扣押人质的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他们的权力。

此外，由于蒙古人永不停歇的征服欲望，许多将领长期驻守在遥远的边疆，持续进行征战。例如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就曾紧急召回时任荆湖行省平章政事的蒙古名将奥鲁赤，命他参与远征交趾的军事行动。自草原时代起，蒙古人就将军事视为头等大事，因此将领们经常被临时召赴都城参与重大军事决策。与此同时，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许多外国使节如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等，也得以参加元朝的朝会。他们向大汗进献珍奇贡品，参加豪华盛宴，成为定期朝觐制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由此可见，在蒙元时期，朝觐人员的构成极其多元化，几乎涵盖了帝国统治体系中的所有重要角色：既有蒙古宗室诸王，又有新近归附的部落首领及其子弟；既有汉地世侯及其质子，也有蒙古贵族和千户那颜；既有前线将领和地方官员，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国使节。在日常政务处理上，蒙古皇帝主要通过御前奏闻制度来决策，即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核心机构的重臣商议国事。但遇到选举大汗或决定军国大事时，则必须召开传统的忽里台大会。

作为蒙古政治体制中最具权威性的议事机构，忽里台大会不仅决定汗位继承，还负责宣战、立法等重大事务。参加大会的人员构成十分广泛，包括蒙古黄金家族成员、汉地重要世侯、蒙古贵戚、千户那颜以及前线统帅等。元朝历代皇帝的即位都必须经过忽里台大会的正式推选，就连前任大汗的遗命也需要大会的追认才具合法性。此外，每当准备大规模远征或制定重要法典时，也会召开忽里台大会，召集全体黄金家族成员共商大计。

在成吉思汗初创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忽里台大会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关乎蒙古国运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在大会上作出。正如日本学者箭内亘在《元朝制度考》中所强调的：国家重大事务主要包括选举大汗、对外征伐、颁布法令等。出席大会的除了诸王百官，还包括各国使节等。按照祖制，所有宗王都必须亲自与会，无故缺席者将受到严惩。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忽里台大会的政治功能逐渐式微。特别是在窝阔台汗去世后爆发的汗位之争，引发了一系列血腥冲突。1259年蒙哥汗驾崩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阋墙的惨烈内战，最终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随着汗位争夺愈演愈烈，忽里台大会逐渐沦为各方势力角逐权力的舞台，其最初作为民主推选大汗的神圣职能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