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经过数十年的征战与经营，刘备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成都登基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然而这个新生政权面临的局势却异常严峻。就在不久前，东吴孙权背弃盟约，突然出兵夺取了战略要地荆州，更令人痛心的是，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在此役中壮烈殉国。这一连串的打击对蜀汉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更折损了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可谓损失惨重。

荆州之失对蜀汉的打击是致命的。按照当时的政治传统，新朝建立往往伴随着祥瑞吉兆或疆土扩张，而蜀汉却是在痛失要地的情况下仓促称帝，这种先天不足的处境让新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蜀汉本就疆域最小，如今又失去荆州，实力更显单薄。当时天下大势，世家大族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而人才也多出自这些世家。曹魏通过推行九品中正制获得了世族的支持，加之其占据中原最富庶的地区，自然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势力。

面对如此困境，刘备深知蜀汉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拓展疆土。直接进攻实力雄厚的曹魏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虽然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但曹丕已经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获得了广泛认可。相较之下，夺回荆州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既有收复失地的正当名义，实力对比也相对均衡。即便不能完全收复荆州，至少可以迫使孙权让出部分领土，或重新缔结盟约。经过深思熟虑，刘备最终决定挥师东进，讨伐孙权。

战事初期确实如刘备所料，蜀军势如破竹，接连取得胜利。若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即便不能全取荆州，至少可以展示军威，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然而好景不长，孙权任命陆逊为都督后战局发生了逆转。这位年轻将领采取了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蜀军如何挑衅，始终按兵不动。蜀军将士屡次请战，陆逊都严令禁止。刘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强攻难以奏效，退兵又前功尽弃，只得与吴军展开对峙。

当时正值酷暑，为避暑热，刘备将营寨移驻到树林茂密的阴凉地带。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失误。真正优秀的将领不仅善于发现敌人的破绽，更能主动创造战机。陆逊敏锐地捕捉到蜀军布防的漏洞，果断采用火攻之计，一举击溃蜀军主力，使刘备多年积累的精锐几乎损失殆尽。

后世史家常将夷陵之败归咎于刘备的防火不力。清代学者钱振鍠就指出，若刘备采用土石筑营而非林木扎寨，陆逊的火攻便无从施展。诸葛亮在查看刘备的布防图后也曾预言：在如此复杂地形连营七百里，实乃兵家大忌。若敌军火攻，将无计可施。有趣的是，诸葛亮晚年北伐时，也重蹈了刘备的覆辙，败于司马懿的相同策略之下。

实际上，防火问题并非夷陵之败的根本原因。战事初期刘备占据主动，连战皆捷，迫使陆逊采取守势。但当陆逊坚守不出时，刘备逐渐陷入被动，最终在焦躁中做出了移营的错误决定。正如军事家指出的，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刘备由主动转为被动，而陆逊则通过压制部下的求战情绪，成功掌握了战场主导权。当蜀军因长期对峙而士气低落时，陆逊抓住时机实施火攻，一举锁定胜局。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也遭遇类似困境。前期虽有小胜，但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送女装羞辱司马懿，试图激怒魏军出战，司马懿却效法陆逊，搬出魏明帝的旨意压制部下。诸葛亮久攻不下，最终食少事多，病逝五丈原。

那么蜀汉是否有取胜的可能？军事分析指出，刘备不应与陆逊打消耗战，而应发挥水军优势，顺流直插湘水，威胁东吴腹地。同样，诸葛亮若能进占武功威胁长安，必能迫使司马懿出战。据《晋书》记载，司马懿最担心的正是诸葛亮东进武功的路线。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蜀汉两次都因战略失误而错失良机，最终难逃衰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