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经过数十年的征战与经营,刘备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成都登基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然而这个新生政权面临的局势却异常严峻。就在不久前,东吴孙权背弃盟约,突然出兵夺取了战略要地荆州,更令人痛心的是,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在此役中壮烈殉国。这一连串的打击对蜀汉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更折损了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可谓损失惨重。
荆州之失对蜀汉的打击是致命的。按照当时的政治传统,新朝建立往往伴随着祥瑞吉兆或疆土扩张,而蜀汉却是在痛失要地的情况下仓促称帝,这种先天不足的处境让新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蜀汉本就疆域最小,如今又失去荆州,实力更显单薄。当时天下大势,世家大族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而人才也多出自这些世家。曹魏通过推行九品中正制获得了世族的支持,加之其占据中原最富庶的地区,自然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势力。
面对如此困境,刘备深知蜀汉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拓展疆土。直接进攻实力雄厚的曹魏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虽然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但曹丕已经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获得了广泛认可。相较之下,夺回荆州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既有收复失地的正当名义,实力对比也相对均衡。即便不能完全收复荆州,至少可以迫使孙权让出部分领土,或重新缔结盟约。经过深思熟虑,刘备最终决定挥师东进,讨伐孙权。
战事初期确实如刘备所料,蜀军势如破竹,接连取得胜利。若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即便不能全取荆州,至少可以展示军威,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然而好景不长,孙权任命陆逊为都督后战局发生了逆转。这位年轻将领采取了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蜀军如何挑衅,始终按兵不动。蜀军将士屡次请战,陆逊都严令禁止。刘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强攻难以奏效,退兵又前功尽弃,只得与吴军展开对峙。
当时正值酷暑,为避暑热,刘备将营寨移驻到树林茂密的阴凉地带。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失误。真正优秀的将领不仅善于发现敌人的破绽,更能主动创造战机。陆逊敏锐地捕捉到蜀军布防的漏洞,果断采用火攻之计,一举击溃蜀军主力,使刘备多年积累的精锐几乎损失殆尽。
后世史家常将夷陵之败归咎于刘备的防火不力。清代学者钱振鍠就指出,若刘备采用土石筑营而非林木扎寨,陆逊的火攻便无从施展。诸葛亮在查看刘备的布防图后也曾预言:在如此复杂地形连营七百里,实乃兵家大忌。若敌军火攻,将无计可施。有趣的是,诸葛亮晚年北伐时,也重蹈了刘备的覆辙,败于司马懿的相同策略之下。
实际上,防火问题并非夷陵之败的根本原因。战事初期刘备占据主动,连战皆捷,迫使陆逊采取守势。但当陆逊坚守不出时,刘备逐渐陷入被动,最终在焦躁中做出了移营的错误决定。正如军事家指出的,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刘备由主动转为被动,而陆逊则通过压制部下的求战情绪,成功掌握了战场主导权。当蜀军因长期对峙而士气低落时,陆逊抓住时机实施火攻,一举锁定胜局。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也遭遇类似困境。前期虽有小胜,但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送女装羞辱司马懿,试图激怒魏军出战,司马懿却效法陆逊,搬出魏明帝的旨意压制部下。诸葛亮久攻不下,最终食少事多,病逝五丈原。
那么蜀汉是否有取胜的可能?军事分析指出,刘备不应与陆逊打消耗战,而应发挥水军优势,顺流直插湘水,威胁东吴腹地。同样,诸葛亮若能进占武功威胁长安,必能迫使司马懿出战。据《晋书》记载,司马懿最担心的正是诸葛亮东进武功的路线。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蜀汉两次都因战略失误而错失良机,最终难逃衰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