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作为唐朝开国太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与后来成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乃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在武德九年（626年）那场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中，这位时年38岁的太子不幸殒命，其膝下五子亦未能幸免于难，整个家族更被褫夺皇室身份，从宗室谱牒中除名。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戏剧性——贞观二年（628年），已登基为帝的李世民却以亲王之礼重新安葬了这位兄长；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又追复了李建成的皇太子身份。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史中，皇权争夺总是伴随着血腥与残酷，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正是对此最贴切的写照。通过政变手段改变权力传承轨迹的统治者，往往会被后世诟病为得位不正。正史记载显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实属被逼无奈——据称当时李建成已对其起了杀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北宋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还是五代时期编撰的《旧唐书》，都将李渊晋阳起兵建唐的功绩几乎全部归功于李世民，其中特别强调这位少年英雄年仅十四岁便在战场崭露头角的事迹，而对李建成的贡献则鲜有提及。然而现代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李渊起兵时的机要秘书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中，详细记载了李建成在唐朝创立过程中的重要功绩。

登基后的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始终难以释怀，曾多次要求查阅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这一要求遭到中书令褚遂良的严词拒绝，但宰相房玄龄与许敬宗最终未能顶住压力，将原始记录删改编纂为《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呈献太宗。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研究这段公案时曾犀利指出：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不可否认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确实展现出卓越的治国才能。他重用敢言直谏的魏徵，推行用人唯贤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为唐朝此后百余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中，这位帝王出人意料地坦诚道：汝当效法古之圣王，万不可学我。因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朕即位以来，过失良多：锦绣珠玉充盈宫室，楼台殿阁屡有兴建，鹰犬珍玩四方搜求，巡游天下劳民伤财。此皆朕之大过，切莫以我为榜样。正是这种功过交织的复杂性，使得后世对李世民的评价始终莫衷一是。

2005年西安出土的李建成墓志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这块仅刻有55个字的墓志内容异常简略：大唐故息隐王墓志 王讳建成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 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 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相较于通常记载墓主生平事迹、功业评价的墓志铭文，这份墓志的简略程度令人诧异。然而正是这种刻意的简略，反而成为解读李世民内心世界的重要窗口。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李建成的谥号变迁。最初李世民给予这位兄长的谥号为极具贬义的灵字。按《谥法》解释：不勤成名曰灵、乱而不损曰灵等，均属恶谥。但最终谥号改为较中性的隐字，这个字在谥法中既有违拂不成、不明误国的负面含义，也暗含威德刚武的褒义。这种改动既反映了李世民希望淡化这段血腥往事的心态，也流露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丝恻隐之情。在冷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中，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帝王身上难得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