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六年正月初一（公元253年2月），汉寿城中灯火通明，蜀汉大将军费祎正在举办岁首大会，宴请群臣。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欢乐的宴会竟然会成为一场改变三国格局的悲剧现场。

除夕的喜庆气氛还未完全散去，汉寿城内张灯结彩，大将军费祎的府邸更是热闹非凡。作为蜀汉的实际执政者，费祎按惯例在新年第一天宴请文武官员，共同庆祝佳节。

宴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费祎心情愉悦，与前来敬酒的官员们谈笑风生，多饮了几杯。在酒精的作用下，这位平日谨慎持重的大将军也不免有些放松了警惕。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席间有一双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左将军郭脩（又称郭循）。当费祎醉意朦胧之际，郭脩突然暴起，手持利刃直刺费祎。顷刻间，血溅宴席，费祎倒地身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刺杀，不仅结束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生命，也改变了蜀汉政权的命运轨迹。

蜀汉四相，栋梁之材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县人，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他年少丧父，依靠族父伯仁生活，后来随伯仁入蜀，留在益州。

费祎早年就显示出非凡的才华和沉稳的性格。他与董允齐名，并且深受诸葛亮器重。有一次，董允和费祎一起参加许靖之子的葬礼，董允因为父亲只给他们安排了一辆简陋的鹿车而面露难色，而费祎却坦然自若地先上了车。

到达葬礼现场后，诸葛亮等众多高官都已到场，车辆都很华丽，董允仍然显得很不自在，而费祎却始终淡定从容。这件事让董允的父亲董和感叹道：“我原本不知道你们两个孰优孰劣，今天终于明白了。”

费祎的才华在外交场合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多次出使东吴，面对孙权、诸葛恪等善于言辞之人的刁难，总能从容应对，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不失礼节。

孙权对他十分赏识，曾对他说：“您是天下贤德之人，必定能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以后恐怕不能常来了。”

在蜀汉内部，费祎也展现了出色的协调能力。当时魏延和杨仪关系恶劣，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经常发生激烈争吵，甚至魏延有时会举刀指向杨仪。

费祎常常坐在他们中间，进行劝解，从而保证了诸葛亮在世时两人都能各尽其才。

北伐之争，将相失和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和费祎先后执掌蜀汉朝政。费祎继承诸葛亮遗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国力。

然而在这个时期，一个坚定主张北伐的将领逐渐崭露头角，他就是姜维。姜维原是曹魏将领，后来投降诸葛亮，深受诸葛亮赏识和栽培。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成为北伐派的代表人物。

费祎与姜维在战略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姜维是坚决的主战派，一直想要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大举北伐。而费祎则是现实主义者，对蜀汉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

费祎曾经对姜维说：“我们这些人都远远不如丞相诸葛亮；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等待有能力的人出现，不要指望侥幸取胜。如果不如意，后悔就来不及了。”

费祎不仅口头反对，在实际行动上也对姜维的北伐计划进行了限制。每次姜维想要兴兵北伐，费祎总是加以制约，给他的兵力不超过一万人。

这种战略上的分歧，使得蜀汉高层内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势力。以费祎为代表的务实派主张积蓄国力，而以姜维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希望继续北伐事业。这两种观点的冲突，为后来的刺杀事件埋下了伏笔。

降将郭脩，神秘刺客

郭脩（又名郭循），凉州西平人，是这次刺杀事件的核心人物。关于他的身份，历史记载存在一些矛盾。

根据《三国志》记载，郭脩本是曹魏的中郎将。在一次与蜀汉的战争中被姜维俘虏，随后投降了蜀汉。刘禅对他相当优待，封他为左将军。

然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郭脩只是“西州一男子”，并没有受到曹魏政权的特别恩惠。裴松之甚至怀疑其中郎将的身份可能是曹魏事后追封的。

令人疑惑的是，如果郭脩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为什么刘禅会封他为左将军这样的高职？左将军是军队高级将领，比杂牌将军地位高得多，不太可能授予一个普通降卒。

据《魏氏春秋》记载，郭脩投降蜀汉后，其实一直心怀异志，不愿意真正臣服于蜀汉。他最初的目标甚至是蜀汉后主刘禅。

郭脩几次利用向刘禅道贺的机会，一边拜贺一边向前靠近，希望接近刘禅行刺，但都被刘禅身边的侍从阻挡，无法得手。

在无法接近刘禅的情况下，郭脩不得不改变目标，将目光投向了蜀汉的实际执政者费祎。这就引出了延熙十六年正月的那场惊天刺杀。

新春宴会，血溅当场

延熙十六年正月初一（公元253年2月），费祎在汉寿（今四川剑阁东北）举行岁首大会，邀请群臣共庆新年。这是当时蜀汉官场的常规活动，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当时正值春节，宴会上气氛热烈，官员们相互敬酒，畅谈欢笑。费祎作为主人，自然成为了众人敬酒的焦点。他性格宽和，来者不拒，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

郭脩作为左将军，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他看到费祎已经醉得神志不清，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众人都不防备的瞬间，郭脩突然拔出暗藏的利刃，向费祎刺去。

《三国志·费祎传》以简洁的文字记载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宴会现场顿时大乱，卫士们迅速上前制住了郭脩。费祎因伤势过重，不久便去世了。郭脩自己也当场被蜀汉军士杀死，这起突如其来的刺杀事件，震惊了整个蜀汉朝廷。

费祎之死不仅是一位重要人物的死亡，更意味着蜀汉政治格局的巨变。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和费祎相继执政，蜀汉得以休养生息十余年。费祎死后，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追封褒奖，魏国表态

刺杀事件发生后，曹魏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直到七个月后的同年八月，魏帝曹芳才下诏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威侯。

诏书中称赞郭脩“砥节厉行，秉心不回”，并将他的行为与历史上著名的刺客聂政和傅介子相提并论：“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

曹芳还下令让郭脩的儿子继承爵位，加拜奉车都尉，并赏赐“银千鉼，绢千匹”。这种隆重的追封和褒奖，显然是在肯定郭脩刺杀费祎的行为。

但是曹魏朝廷的反应速度令人怀疑——为什么要在事件发生七个月后才做出反应？如果郭脩真的是曹魏派出的刺客，为什么不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表态？

这种延迟反应可能表明，郭脩的行动并非曹魏官方策划，而是他个人决定。曹魏方面可能是在得知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宣传忠君爱国的良机，才决定大力表彰郭脩的行为。

还有一种可能是，曹魏方面需要时间确认消息的真实性，并评估费祎之死对蜀汉政局的影响，然后再决定如何回应这一事件。

历史疑点，众说纷纭

费祎被刺事件充满了疑点，历史上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和猜测。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就提出了三点质疑。

首先，郭脩只是“西州一男子”，并没有受到曹魏政权的特别恩惠，为什么他要为曹魏如此尽忠？如果他真的想为曹魏尽忠，当初被俘时就应该殉国，而不是先投降再行刺。

其次，曹魏和蜀汉虽然是敌国，但并没有像春秋时期智伯与赵襄子那样的深仇大恨。曹芳将郭脩比作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而行刺赵襄子的刺客），显得有些牵强。

第三，刘禅和费祎都不是杰出的政治家，刺杀他们对时局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也就是说，郭脩的刺杀行动意义有限。

除了裴松之提出的疑点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郭脩真的是曹魏派来的刺客，为什么曹魏不在费祎死后立即表态，而是要等七个月才追封郭脩？

这些疑点使得费祎被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也引发了后世对刺杀背后真相的种种猜测。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分别指向曹魏和姜维。

谁是主谋？两种推测

关于费祎被刺的幕后主使，历史上主要有两种推测。一种认为曹魏策划论，郭脩是曹魏派出的死士，另一种则认为姜维幕后论，姜维可能是幕后主谋。

支持曹魏策划论的观点认为，郭脩本是曹魏中郎将，被俘后假意投降，实则寻找机会行刺蜀汉高层。这种观点以曹魏事后追封郭脩为重要证据。

但是这一观点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费祎是出了名的保守派，在他执政期间，蜀魏之间相对平静，几乎没有大规模冲突。曹魏正乐得享受这种和平状态，为什么要刺杀费祎，让主战的姜维上台呢？

而且，如果真是曹魏官方策划，为什么不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表态肯定郭脩的行动，而要等七个月才追封？这种延迟反应不符合常理。

支持姜维幕后论的观点认为，姜维可能是刺杀费祎的幕后主谋。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几个理由。

首先，费祎死后，姜维是最大受益者。费祎生前一直限制姜维的北伐行动，每次只给他不到一万的兵力。费祎死后，姜维很快就率数万人出兵北伐。

其次，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有培养死士的习惯，具备策划刺杀行动的条件。

再者，郭脩是姜维俘虏并引荐给蜀汉朝廷的，两人之间可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

但是这种观点也缺乏直接证据。《三国志》等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姜维与刺杀事件有关。而且费祎虽然限制姜维的兵力，但两人都是诸葛亮培养的人才，关系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费祎之死，蜀汉转折

无论幕后主使是谁，费祎之死都是蜀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诸葛亮去世后，蒋琬执政十三年，费祎执政六年，期间蜀汉基本采取守势，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费祎死后，姜维独掌军权，开始大规模北伐。他从253年夏天开始，几乎连年出兵，被称为“九伐中原”。

这些北伐行动消耗了蜀汉大量国力，使得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人精心积累的资源被逐渐耗尽。蜀汉百姓负担加重，国力日益衰弱。

可以说，费祎之死结束了蜀汉的相对稳定期，开启了姜维连年北伐的阶段，最终导致蜀汉国力空虚，为后来邓艾偷渡阴平、刘禅投降埋下了伏笔。

如果费祎没有被刺，蜀汉可能会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三国鼎立的局面或许会持续更长时间。一次刺杀事件，就这样改变了整个三国历史的走向。

历史谜团，永无答案？

千百年来，费祎被刺的真相一直是个历史谜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郭脩究竟是自发行动，还是受他人指使；如果是受人指使，指使者究竟是曹魏还是姜维。

现有的史料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三国志》等正史只记录了刺杀事件本身，没有提及幕后主使。裴松之虽然提出了质疑，但也没有明确指出他怀疑的对象。

也许郭脩真的如曹魏诏书所说，是出于对曹魏的忠心而行动；也许他是对蜀汉政权怀有个人怨恨；又或者他真的受了某方势力的指使。

历史记载的缺失使得这个事件永远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我们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合理推测，但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费祎被刺事件就像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虽然我们能看到它激起的涟漪，却很难看清投掷者的真实面目。

公元253年那个正月里的清晨，郭脩拔出匕首刺向费祎的那一刻，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蜀汉的国运随着费祎的倒下而急剧转折，从休养生息转向连年北伐，最终走向灭亡。

曹魏朝廷七个月后的诏书飞马传报各地，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谥号“威侯”。而在蜀中，姜维终于得以率领数万大军出石营北伐，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却也加速了蜀汉的衰亡。

历史的真相已经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而永远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只剩下这些片段记载和无数猜测，供后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