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其礼制意义在《周礼》中有着明确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这段经典文献将玉琮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并称为六器，它们不仅是古代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玉琮作为祭祀大地的神圣器物，还被赋予了通灵的法器功能，成为巫师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

考古发现表明，玉琮的分布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从岭南的石峡文化到晋南的陶寺文化，从江南的良渚文明到西北的齐家文化，这些跨越时空的玉琮遗存几乎遍布整个中华文明圈。尽管各地出土的玉琮在形制上存在细微差异，但它们都严格遵循着外方、内圆、牙身的基本规制。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不禁让人思考：在三四千年前，当各个部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图腾信仰和巫术传统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接纳这种外来的玉器文化？

01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玉琮文化的传播轨迹。最早的玉琮实物可追溯至距今5000年前的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此后，这种独特的玉器文化迅速向四方扩散：岭南的石峡文化（距今4500-4000年）、西北的齐家文化（距今4200-3600年）、巴蜀的三星堆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以及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形态各异的玉琮遗存。

四川金沙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出土的十节玉琮尤为引人注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研究表明：此器在材质、工艺、形制、纹饰等方面与本地出土的其他玉琮截然不同，却与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特征高度吻合，这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四川盆地早在史前时期就存在文化交流。而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琮则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说明当地先民在吸收玉琮文化时进行了创造性的本土化改造。

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三四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看似孤立发展的区域文明实则通过玉琮等物质载体保持着密切交流。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提出，应该在新石器时代与三代文明之间确立一个玉琮时代，这个阶段标志着巫政结合的社会形态和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国语·楚语》记载的绝地天通宗教改革时期相呼应。 02

古代文献《尚书》记载的大禹征三苗事件中提到的弗用灵，以及周武王讨伐商纣时指责的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都反映出祭祀礼制的重大政治意义。在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古代社会，祭祀仪轨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引发重大冲突。那么，为何玉琮却能突破地域限制，被各地部族普遍接受？这主要归因于玉琮的四大特性： 首先是其材质价值。在崇尚玉器的古代社会，玉琮不仅是神圣的祭祀用品，更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考古发现的大量随葬玉琮证实了这一点。若玉琮确实具有货币功能，则更易理解其快速传播的原因。 其次是艺术魅力。玉琮精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观者，都会为其艺术魅力所折服。

第三是功能多样性。作为祭祀大地的礼器或巫师通灵的法器，玉琮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不同的使用方式。这就像硬件与软件的关系——玉琮作为物质载体，可以被不同文化赋予各异的精神内涵。 最重要的是其哲学意蕴。玉琮内圆外方的造型完美体现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内部的圆孔象征运转不息的天道，外部的方形象征稳固不动的地道。这种阴阳平衡、动静相济的哲学思想，可能早已在各地区文明中萌芽，为玉琮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的遗传学研究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尽管新石器时代存在五大文化区系，但上层贵族使用的玉器（尤其是玉琮）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可能存在跨地域的精英文化网络，而玉琮正是这个网络的重要联结纽带。这种上层趋同，下层多元的文化格局，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模式的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