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那场被后世称为“千年第一榜”的科举考试中，32岁的福建考生章衡力压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旷世奇才，一举夺魁 。这位被苏轼赞为“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的状元郎 ，不仅是科举传奇，更是北宋政坛罕见的全能型人才：他出使辽国时以文才武略折服辽主，主持黄河治理时首创先进工法，编纂《编年通载》时开创史学新范式。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章衡用实干精神书写了“文能治国、武震契丹”的传奇人生。

——【01】——

科举夺魁：力压苏轼的“千年第一榜”状元

嘉祐二年的科举堪称“地狱级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刚推行文风改革，专治华而不实的“太学体”；考生名单更是星光熠熠——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日后名震千古的人物皆在其中 。但最终摘得状元桂冠的，却是来自福建浦城的章衡。

殿试时，章衡的《民监赋》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破题，既紧扣“以民为监”的治国理念，又巧妙避开了刻意颂圣的俗套 。宋仁宗阅后赞叹“如见三代治世气象”，当场钦点他为状元。连欧阳修也评价其策论“深达治体，有王佐才”。

这一结果震惊士林。要知道，同榜的苏轼虽因《刑赏忠厚论》被误判为第二，但其文采早已名动京师；曾巩更是以“唐宋八大家”的身份被寄予厚望。北宋科举录取规模极小，嘉祐二年全国仅录取进士388人，章衡能从这数千考生（仁宗时期单次科举考生总数约3000-5000人）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是文采，更是对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他在策论中写道：“粮仓积粟当知耕者汗，边关列阵须念戍人寒”，将百姓的血泪与将士的艰辛融入治国方略，这种务实精神正是北宋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典范。

——【02】——

外交传奇：辽国朝堂上的“文武双绝”

熙宁八年（1075年），章衡以国信使身份出使辽国，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外交之旅 。辽主耶律洪基早知他是文状元，设宴时故意刁难：“听闻大宋状元文采斐然，不如比比射箭助兴？”言罢命人在百步外悬挂铜钱，铜钱方孔在暮色中如同一粒血点。

章衡不慌不忙接过弓箭，连发三箭皆穿钱眼。辽国猛将当场掀翻案几，而章衡却镇定自若地说：“此乃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耶律洪基惊叹道：“章状元文武双全，真乃大国风范！”

更令人称奇的是，章衡在出使期间暗中观察辽国“山后八州”地形，详细记录当地山川走势、辽军布防与交通要道，整理成《辽境边防札记》呈给朝廷。他在札记中客观分析“辽国防备虽严，但边军久疏战阵，若加强边境练兵可稳守防线”，为北宋制定对辽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虽未涉及“出兵收复失地”的建议，但其对边防虚实的精准判断，仍显露出远超常人的远见。

此次出使，章衡不仅以箭术震慑辽人，更以《春秋》义理驳斥契丹的领土要求，成功维护了澶渊之盟的底线。《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应对敏给，北人叹服”，其风采令强邻不敢小觑。

——【03】——

治水功勋：驯服黄河的“水利大师”

章衡的实干精神在水利工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元祐四年（1089年），黄河在澶州小吴埽决口，洪水肆虐河北。章衡临危受命，以工部侍郎身份主持堵口工程。他亲临险境，创造性地采用“进约法”稳固基础，再以“叠埽”层层加高堤坝，最后“下闭口埽”一举合龙。

为确保工程质量，他每天徒步巡查工地，甚至与民工同吃同住。《宋会要辑稿》记载：“章侍郎躬督畚筑，昼夜不懈，衣不解带者数月。”在他的带领下，历时1年的工程于元祐五年（1090年）成功完工，使黄河重归故道，解除了京畿及河北的水患。

更显其水利远见的是，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西湖因淤泥堵塞几近干涸，急需物资与技术支持。当时章衡正任郑州知州，得知消息后主动调拨400艘运粮船（用于转运清淤工具）及200名熟悉河工的士兵支援。苏轼在给章衡的信中写道：“公遣舟与卒，解我燃眉，堤坝初兴，多赖公助。”虽未直接参与苏堤设计，但章衡的物资支援为工程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湖州任通判时，章衡发现当地豪强围垦河湖导致农田干旱，他果断拆堤建渠，重新分配水权，并首创“分段包干法”（将水利设施按区域分给农户管护，官府定期巡查）管理水利。一年后，湖州粮食产量翻番，百姓尊称他为“章公”。

——【04】——

学术巨著：《编年通载》的史学革命

章衡的学术贡献同样彪炳史册。他耗时十余年编纂的《编年通载》，首创干支纪年与帝王年号对照体系，系统梳理了从三皇五帝到宋神宗时期的历史脉络 。宋神宗阅后赞叹：“此书详洽有体，可冠冕诸史。”特赐三品官服以示嘉奖 。

这部十二卷的史学巨著，以“历代兴衰，开卷了然”为宗旨，打破了传统史书偏重帝王将相的局限，首次将民生、经济、水利等内容纳入正史框架（如专门记载各朝“治河大事记”“赋税变革”）。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考订精审，足资考证”，至今仍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考。

更难能可贵的是，章衡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史为鉴”的原则。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圣人垂拱而治，非独恃法度之严，更赖民心之顺。”这种民本思想贯穿全书，与他在地方治理中的恤民实践一脉相承。

——【05】——

廉政典范：整顿吏治的“铁面判官”

章衡的仕途充满坎坷，却始终坚守清廉本色。任盐铁判官时，他发现三司（北宋最高财政机构）存在严重的“吃空饷”现象，仅京城禁军就有3万人虚占名额（士兵已退役或阵亡，将领仍冒领军饷）。他不顾三司使的阻挠，连续七道奏章弹劾，最终追回赃款数百万贯，全部充作边防军饷 。

在郑州任知州时，他发现原武监（北宋皇家牧马机构）强占4200顷民田作为牧地，导致周边百姓无田可耕。章衡顶住权贵压力，上书朝廷请求“还田于民”，最终成功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并规定“开垦前三年免租，第四年起只交五成赋税”。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将这片土地称为“章公田” 。

他还改革赋税制度，在苏州推行“等第输税法”（按农户土地肥沃程度、家庭人口分五等征税，贫户最低可免30%赋税），大幅减轻贫户负担；在颍州任知州时，“奏蠲除”（上书请求免除）当地“河夫钱”（不合理的治河摊派），使百姓“岁省缗钱十万”。这些举措虽触动既得利益者，却赢得百姓衷心拥戴。

——【06】——

历史回响:被遗忘的“实干先驱”

章衡的一生，是北宋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他力压苏轼夺魁却不恃才傲物，出使辽国扬威却不居功自傲，治理黄河造福百姓却不求青史留名。苏轼晚年在《答章子平书》中感叹：“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称其“才美行纯，可为世范”，苏辙在《祭章子平文》中赞其“学术深博，施于有政”。

然而，这位“改写历史的实干家”却在后世渐渐被遗忘。《宋史·章衡传》仅数百字，远不及苏轼、王安石传记详尽。究其原因，正如明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史家多慕文采，而轻实务。”章衡的政绩虽惠及百姓，却因缺乏文人擅长的诗词歌赋传世，难以像苏轼那样被后世广泛传颂。

但历史终究不会埋没真正的英雄。章衡在澶州修建的“章公堤”（黄河堵口工程遗留堤坝），至清代仍有防洪作用；福建浦城百姓为其立“状元祠”祭祀，香火延续数百年；《编年通载》虽未像《资治通鉴》那样广为人知，却成为后世编撰“编年体通史”的重要参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丰碑，不在于文字的华丽，而在于对民生的担当与对家国的忠诚。

在这个崇尚“流量”与“网红”的时代，章衡的精神更显珍贵。他用一生诠释了“实干兴邦”的真谛——无论是科举夺魁、出使辽国，还是治水安民、编纂史书，他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传承的历史遗产。

——【07】——

结语：章衡的启示

章衡的一生，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缩影。他的科举传奇、外交智慧、治水功勋与学术贡献，共同构成了一幅“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历史画卷。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虽未留下华丽诗篇，却在百姓心中刻下了永恒的丰碑。

今天，我们重读章衡，不仅是为了铭记这位被历史低估的名臣，更是为了汲取他身上的精神力量：在浮躁的时代中保持务实，在逆境中坚守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这，或许就是章衡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汴京城外的司天监旁，一座高12米的“铜铁巨兽”正缓缓运转——上层的浑仪跟着星空转，中层的浑象能映出星宿位置，下层的木阁每到整点就有小木人出来敲钟报时。路过的百姓围着看新鲜，没人想到，这台叫“水运仪象台”的器物，比欧洲同类天文钟早了600多年。提起宋朝，很多人会说“积贫积弱”，可翻开《宋史》《梦溪笔谈》和考古报告就知道，宋朝其实是中国古代的“科技黄金时代”，下面这5项黑科技，每一项都经得起史料考证，随便一项都能让你刷新对宋朝的认知。

这其中最让人惊叹的，当属北宋科学家苏颂带着团队打造的水运仪象台，这东西不是随便造的，苏颂团队花了7年才做成，连图纸都详细记录在《新仪象法要》里，现在看还是惊叹。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全自动化”：整个仪器靠水力驱动，底层有个“枢轮”，像水车一样转，上面有36个水斗，每装满一个就会带动齿轮转；齿轮再带动上层的浑仪（测星星位置）、中层的浑象（模拟天体运动），还有下层的报时木阁——木阁分5层，每层有不同的小木人，有的敲钟，有的打鼓，有的举牌子报时，跟现在的钟表原理几乎一样。更牛的是“擒纵机构”，为了让枢轮转得均匀，苏颂设计了一个“天衡”装置，就像现在钟表里的擒纵器，能控制齿轮转动的速度，保证仪器不会因为水力大小变化而乱转，这个设计比欧洲出现的擒纵机构早了300多年。现在河南博物院有个1:3的复制品，运转起来还能看到小木人报时，考古学家对照《新仪象法要》的图纸，发现苏颂连每个齿轮的齿数都标得清清楚楚——比如带动浑仪的齿轮有156齿，带动浑象的有250齿，误差不超过1%，这种精密程度，放在1000年前，说是“黑科技”一点不夸张。

除了观天测时的大家伙，宋朝在知识传播领域也有颠覆性发明——那就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我们都知道“四大发明”里有活字印刷，可很多人不知道，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普通工匠，他的事迹被沈括写在《梦溪笔谈》里，细节特别清楚。毕昇的活字是用胶泥做的，先刻上字，再放进火里烧硬，变成“泥活字”；排版的时候，把活字放在一块涂了松脂的铁板上，排满一版就用火烤，松脂融化后把活字粘住，再用平板压平，等凉了就能印书；印完一版，把铁板再烤一下，活字就能拆下来重复用。这种方法比之前的雕版印刷快多了，雕版印刷要刻整版，错一个字整版就废了，而活字能单个替换，印不同的书还能重复用，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毕昇用这种方法印书，“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意思是印得多的话，效率特别高。欧洲直到1440年左右，古腾堡才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比毕昇晚了整整400年，而且毕昇还试过木活字，只是木头纹理不均匀，吸墨后会变形，才改用胶泥——这种不断试错的思路，跟现在的科研方法一模一样。

知识传播靠印刷，日常交易则靠更便捷的货币，现在我们用手机支付，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初年在四川出现的“交子”，这不是传说，《宋史·食货志》里明确记载，天圣元年（1023年），宋朝政府还专门在益州（今成都）设了“交子务”，相当于现在的“央行”，负责发行和管理交子。为什么会出现交子？因为四川当时用铁钱，分量重，买一匹布要带几十斤铁钱，不方便，商人就想出个办法：把铁钱存在“交子铺”里，拿一张写着金额的纸当凭证，这就是最早的交子；后来政府觉得这方法好，就接手管理，让交子变成了正式货币。早期的交子有严格的规定：面额分1贯、5贯等，用楮纸（一种专门的纸）印刷，上面有图案和密码，还有“交子务”的印章，防止伪造，现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北宋交子的钞版拓片，上面的图案是房屋、树木，还有人物，跟现在的纸币设计思路很像。欧洲直到1661年，瑞典才发行第一张纸币，比交子晚了600多年，而且宋朝的交子不是随便印的，政府会根据铁钱的储备来定发行量，还规定每2年换一次新交子，防止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调控”意识，在古代特别难得。

民生与文化之外，宋朝在军事科技上也迈出了关键一步——南宋末年出现的突火枪，开启了热兵器时代的序幕。说起热兵器，很多人会想到明朝的火炮，可其实南宋末年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突火枪，《宋史·兵志》里记载，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的工匠造出了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简单说，突火枪就是用大竹子做枪管，里面装上火药和“子窠”（相当于子弹），点燃火药后，火药的推力把子窠射出去，能打150多步远（约230米）；虽然是竹子做的，但它已经有了枪管、火药、子弹三个部分，是真正的“管形火器”，跟现在的步枪原理一样。后来考古学家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辽金时期的金属火铳，其实就是突火枪的升级版——把竹子换成了金属管，更耐用，这些火铳的年代，比欧洲出现的火门枪早了50多年。宋朝的军队里，突火枪已经用来打仗了，《宋史》里说，蒙古军队攻打南宋时，宋军就用突火枪防守，“子窠发出，蒙古兵多有死伤”，这种武器虽然简陋，但它开启了热兵器时代，对后来的军事发展影响太大了。

这些改变时代的发明之外，宋朝还有很多扎根农田、真正惠及百姓的实用创造，龙骨水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水车专门用来灌溉农田，最早出现在北宋，王祯在《农书》里详细画了它的样子，还说它“日夜不息，绝胜人力”。龙骨水车的结构很简单：用木头做一个长槽，里面装着一连串的木板（像龙骨一样），槽的一端放在水里，另一端架在田边；人或者牛转动水车的把手，木板就会把水从低处刮到高处，流进田里。它的优点是省力、效率高，以前农民灌溉靠“翻车”，要两个人一起踩，一天只能浇几亩地；而龙骨水车一个人就能操作，一天能浇几十亩地，而且它不仅能灌溉，还能用来排涝——遇到下雨太多，把水车反过来转，就能把田里的水排出去。现在南方一些农村，还能看到类似的水车，只是材质换成了金属，考古学家在浙江、江西的宋代遗址里，发现了龙骨水车的木构件，跟《农书》里的记载完全一样，这种“接地气”的发明，才是真正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科技。

一口气看下来，宋朝能集中涌现这么多黑科技，并非偶然，背后有三个关键原因，每一个都有扎实史料支撑。第一，宋朝重视科技人才，宋朝的科举制度里，除了考诗词文章，还考“明法”“算术”“天文历法”这些实用科目，苏颂就是科举出身，他不仅当官，还精通天文、历法、机械，皇帝还专门让他负责修天文仪器；像沈括这样的科学家，还能当官做到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这在其他朝代很少见。第二，民间手工业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特别细，比如汴京城的工匠，有专门做弓箭的、专门做印刷的、专门做水车的，分工细了，技术就容易精进，《东京梦华录》里说，汴京城有“百工技艺，各有专司”，很多工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自然能做出好东西。第三，政府支持科技研发，比如水运仪象台，是政府出钱出人，让苏颂团队研发的；交子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突火枪也是政府组织工匠研发的，这种“官方+民间”的研发模式，让宋朝的科技能快速发展。

明白了这些，再回头看“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就会发现这种评价太片面——我们不能只盯着军事上的不足，更要看到宋朝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强大”。宋朝的“强”，不是靠军事扩张，而是靠文明的深度——靠让老百姓的生活更便利（交子、龙骨水车），靠让知识更易传播（活字印刷），靠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水运仪象台、突火枪）。现在我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实1000年前的宋朝就懂这个道理，那些工匠、科学家，可能没留下名字，可他们的发明，却影响了后世几百年。所以下次再有人说“宋朝弱”，你可以告诉他：宋朝不弱，它只是把力气用在了更有意义的地方——科技让生活更好，这才是真正的强大。而这种重视科技、尊重人才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很多人读历史时，都会有个疑问：同样一件事，正史和野史说得不一样，到底该信哪个？其实正史和野史不是“谁对谁错”的关系，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看到更完整的历史。今天就用最实在的例子，把正史和野史的区别、作用说清楚，帮你避开“读史误区”。

先搞懂：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

要分清两者，首先得知道它们的“出身”不一样——一个是“官方出品”，一个是“私人记录”，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1. 正史：朝廷修的“国家历史档案”

正史不是随便叫的，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官方组织编撰，二是用“纪传体”写（分本纪、列传、志、表） 。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就是最核心的正史，从《史记》到《明史》，一共24部，后来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也叫“二十六史”。

这些正史怎么来的？大多是后一个朝代给前一个朝代修的。比如《明史》是清朝康熙年间开始修的，由内阁大学士牵头，组织了几百个学者，花了94年才完成；《宋史》是元朝修的，虽然只用了两年多，但也是由丞相脱脱主持，动用了官方藏书和前朝档案。

正史的内容有个特点：重政治、重制度、重帝王将相。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记秦始皇统一六国、设郡县、修长城这些大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专门讲汉朝的官制怎么设、官员怎么任免。而且正史里的内容，大多有官方档案、奏折、实录做依据，比如《资治通鉴》里记唐朝的事，很多参考了《唐实录》，这些实录是唐朝史官每天记录的皇帝言行，相当于“第一手资料”。

还有个关键点：正史修撰时会“审核”，但不是“瞎改”。比如清朝修《明史》时，虽然对明朝的一些敏感事（比如万历年间的党争）会措辞谨慎，但大的历史事件，像朱元璋建立明朝、朱棣迁都北京，都不会乱改——因为有太多官方文献能佐证，改了会被后人笑话。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每部都有详细的校勘记，能看到不同版本的差异，这也说明正史的严谨性。

2. 野史：文人写的“民间历史笔记”

野史就不一样了，它是私人或民间组织写的，没经过官方审核。比如东晋的《世说新语》，记录了魏晋名士的言行，是刘义庆和他的门客一起编的；北宋的《过庭录》，是范公偁记的自家和朋友的见闻，里面“名落孙山”的故事就出自这里；还有明末清初的《明季北略》，是计六奇自己搜集的明朝末年的事，从民间视角写了李自成起义。

野史的内容，刚好补了正史的“空白”——重生活、重细节、重普通人。正史里不会写宋朝人怎么喝茶，但南宋的《东京梦华录》会写：“朱雀门外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买卖衣服图画花环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正史里只说苏轼是大文豪，野史《东坡志林》里，苏轼会写自己“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还会记和朋友下棋输了的小事。

但野史不是“胡编”，好的野史也有依据。比如《朝野佥载》记唐朝的事，作者张鷟在唐朝做过官，很多事是他亲眼所见；《老学庵笔记》是陆游写的，里面记南宋的民俗，和出土的宋朝文物能对得上。只是野史作者会加自己的看法，比如同样记王安石变法，正史《宋史》相对客观，野史《邵氏闻见录》因为作者邵雍反对变法，就会多写变法的弊端。

二、正史和野史的4个核心区别：别再弄混了

很多人分不清正史和野史，其实看这4个方面，一下子就能明白——

1. 编撰主体：一个是“国家团队”，一个是“个人/小圈子”

正史的编撰，是“国家行为”。比如修《史记》，虽然是司马迁个人写的，但他是汉朝的太史令，有权力查阅宫廷档案，写完后也经过了汉朝官方认可；后来的正史更规范，比如修《宋史》，元朝成立了“宋史馆”，由脱脱、阿鲁图先后任总裁，下面分“编修官”“检阅官”，分工明确，像欧阳玄负责“志”的部分，揭傒斯负责“表”的部分，最后由总裁审核定稿。

野史则是“个人行为”。比如《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写的，他当官时没事就记笔记，退休后整理成书；《聊斋志异》虽然是小说，但里面很多故事来自民间传闻，蒲松龄也是自己搜集、整理、创作的，没经过任何官方批准。还有些野史是“家族记录”，比如《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是扬州人，记的是扬州的风土人情，主要靠自己观察和打听。

2. 内容侧重：一个“讲大事”，一个“讲小事”

正史要记录“国家大事”，比如政治、军事、制度、外交。翻开《汉书》，“本纪”记皇帝，“列传”记大臣，“志”记天文、历法、刑法、食货（经济），几乎看不到普通人的生活。比如记汉武帝，《汉书·武帝纪》会写他派卫青、霍去病打匈奴，设河西四郡，下“推恩令”，但不会写他每天吃什么、喜欢什么音乐。

野史则专门“捡正史漏的小事”。比如《西京杂记》记汉朝的事，里面写“汉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还写“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凿壁偷光”的故事就出自这里，这些事正史不会记，但能让我们看到汉朝人的生活和品格。

再比如记唐朝，《旧唐书》《新唐书》主要记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贞观之治这些大事，而《唐国史补》会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的细节，《酉阳杂俎》会记唐朝人爱吃“胡饼”（类似现在的烤馕），这些小事让历史变得更生动。

3. 审核标准：一个“严”，一个“松”

正史的审核非常严格，要“对历史负责”。比如修《明史》时，清朝史官会参考明朝的《明实录》《大明会典》，还有官员的奏疏、地方志，遇到有争议的事，会找多个来源对比。比如记建v10.idd1.cn文帝下落，有的说他烧死了，有的说他逃了，《明史》里就写“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留有余地，这就是严谨的态度。

而且正史修成后，还要经过皇帝或朝廷的最终审核。比如《清史稿》是民国初年修的，由赵尔巽主持，虽然没正式定稿，但也经过了当时史学界的审定，大的错误很少。

野史的审核就“宽松”多了，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好的野史会“讲证据”。比如《明季北略》记李自成进北京，作者计六奇虽然没亲眼见，但他采访了很多从北京逃出来的人，还参考了当时的塘报（官方快报），所以内容比较可信；但也有些野史，比如清朝的《清宫秘史》，里面写“顺治帝出家”“雍正帝被吕四娘刺杀”，这些没有任何可靠依据，就是传说，只能当故事看。

4. 目的作用：一个“传正史”，一个“补正史”

正史的目的，是“记录国家历史，传承文明”。比如《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第一次把华夏民族的脉络梳理清楚，让后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的，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让皇帝和大臣从历史里学治国的道理。

野史的目的，是“补充正史没记的事”。比如正史里很少写女性，但《列女传》（虽然部分被列入正史，但早期是野史性质）记了很多古代女性的故事，像孟母三迁、缇萦救父；还有《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回忆东京开封的繁华，写下“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让我们知道北宋的经济有多发达，这是正史里没有的细节。

三、正史和野史的作用：少了谁都不行

很多人觉得“正史靠谱，野史没用”，其实不是这样——正史和野史是“互补”的，少了任何一个，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

1. 正史是“历史的骨架”，定调子、保真实

正史的最大作用，是给历史定一个“基本框架”，让我们知道大的历史脉络没错。比如从夏朝到清朝，哪个朝代在前，哪个在后，每个朝代有哪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这些都是正史确定的。如果没有正史，我们可能会把唐朝和宋朝的顺序搞混，也不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

而且正史能保证“大事件的真实性”。比如武王伐纣、刘邦建立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朱元璋推翻元朝，这些都是正史明确记载的，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佐证。比如考古学v11.idd1.cn家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和《史记·殷本纪》里记的商朝王世系能对得上，这就证明正史的记载是靠谱的。

还有，正史里的“志”非常有价值。比如《汉书·食货志》记了汉朝的经济情况，《宋史·天文志》记了宋朝的天文观测，《明史·艺文志》记了明朝的书籍出版，这些都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比如我们想知道明朝的税收制度，翻开《明史·食货志》，就能看到“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这是野史里很难找到的系统记载。

2. 野史是“历史的血肉”，填细节、活形象

如果说正史是“骨架”，那野史就是“血肉”——它能让历史人物和事件变得更生动、更真实。

比如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知道项羽是个英雄，兵败垓下后自刎乌江，但正史里没写他平时的样子。而野史《楚汉春秋》（现已失传，部分内容被《史记》引用）里，记了项羽和虞姬的对话，还有他兵败后“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歌，这些细节让项羽从一个“历史符号”变成了有感情的人。

再比如记苏轼，《宋史·苏轼传》里写他“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是个才子，但我们不知道他生活里是什么样。看野史《东坡志林》，里面写苏轼在黄州时，“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还写他自己种菜、做东坡肉，这才让我们知道，苏轼不仅是大文豪，还是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

野史还能补正史的“空白”。比如正史里很少写民间的反抗运动，但《水浒传》虽然是小说，里面的“宋江起义”确实有历史原型，而野史《大宋宣和遗事》就记了宋江起义的具体过程，和正史《宋史·徽宗本纪》里“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的记载相互印证，让我们知道这次起义的真实情况。

3. 两者结合：才能读懂“真历史”

很多历史事件，只有结合正史和野史，才能看明白。比如研究武则天，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里，主要记她怎么当皇后、怎么称帝、怎么治理国家，说她“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而野史《大唐新语》里，会记她当政时的一些小事，比如她提拔寒门子弟，允许百姓直接给她上书，还有她晚年的生活，这些细节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武则天，知道她不仅是个有野心的政治家，还是个有作为的统治者。

再比如研究明朝万历皇帝，正史《明史》里说他“怠于政事，纲纪废弛”，导致明朝衰落；但野史《万历野获编》里，记了万历皇帝其实很聪明，早年也想好好治国，后来因为和大臣吵架才不上朝，还记了他关心民间疾苦，比如下令减免灾区的赋税。结合这两者，我们就能知道，万历皇帝不是简单的“昏君”，他的“怠政”背后有复杂的原因。

还有，野史能帮我们“验证正史的真假”。比如正史《清史稿》里，说光绪皇帝是“病逝”的，但野史《崇陵传信录》里，记了光绪皇帝死前“腹痛不止”，后来考古学家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检测，发现里面的砷含量（砒霜主要成分）超标，证明光绪皇帝是被毒死的，这就纠正了正史的错误。

四、读历史的正确姿势：先懂正史，再看野史

既然正史和野史都重要，那我们该怎么读呢？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先读正史打基础，再看野史补细节，最后学会“辨真假” 。

1. 入门先读正史：选“通俗版”，掌握大脉络

刚开始读历史，别直接啃《史记》《汉书》的原文，太难懂。可以选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选译”，或者像《明朝那些事儿》《大宋山河》这样的通俗正史读物——这些书以正史为依据，用白话文写，容易读，还能掌握大的历史脉络。

比如读明朝历史，先看《明朝那些事儿》，知道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的大致过程，再去看《明史》的选本，比如《明史·太祖本纪》《明史·张居正传》，这样就能对应上，也更v12.idd1.cn容易理解正史的内容。

记住：入门阶段，重点是“搞懂时间线和大事件”，比如明朝有16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时发生了什么大事（靖难之役、土木堡之变、万历新政），这些都要从正史里学，不能靠野史。

2. 进阶看野史：选“有名的”，补正史细节

有了正史的基础，再看野史就不容易跑偏了。选野史时，要选那些有名的、作者靠谱的，比如：

①东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魏晋风度）

②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封）

③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南宋生活）

④明末清初计六奇《明季北略》（记明朝末年）

⑤清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清朝民间故事）

这些野史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内容比较可信。比如读《东京梦华录》，看到里面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就能知道北宋的夜市有多繁华，再结合正史《宋史·食货志》里“商税岁入千万”的记载，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北宋的经济。

3. 关键：学会“辨野史真假”

不是所有野史都靠谱，有些野史是“谣言”，比如：

①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出自野史《史记·吕不韦列传》（其实《史记》里也有矛盾，《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是庄襄王的儿子），但现代考古没发现任何证据，而且吕不韦是商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

②说“乾隆皇帝是汉人”，出自野史《清代外史》，这是清朝末年反清人士编的，没有任何依据，纯粹是为了抹黑清朝；

③说“杨贵妃没死，去了日本”，出自野史《杨太真外传》，但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都记杨贵妃“缢死于马嵬坡”，而且日本所谓的“杨贵妃墓”，里面没有任何文物证明。

怎么辨野史真假？记住两个方法：

①看“作者背景”：如果作者是当时的官员、学者，比如张鷟、陆游，他们的野史可信度高；如果作者不知名，或者是为了赚钱、抹黑别人写的，可信度就低；

②看“是否有其他佐证”：如果野史里的事，在正史、考古发现、其他野史里能找到证据，就可信；如果只有这一本野史写，其他地方都没有，就大概率是假的。

五、最后想说：读历史，别执着“非黑即白”

很多人读历史，总想着“正史全对，野史全错”，其实这是误区。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史有严谨的一面，也有“官方视角”的局限；野史有生动的一面，也有“个人偏见”的问题。

比如正史里写皇帝，大多会美化，像《明史·太祖本纪》里写朱元璋“天资英武，济世安民”，但野史里会写他杀功臣，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朱元璋确实建立了明朝，让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但他也确实杀了很多功臣，这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再比如野史里写李白“让高力士脱靴”，正史里没记，但这个故事能体现李白的狂傲，就算是假的，也符合李白的性格，我们没必要纠结“真没真过”，反而能通过这个故事，记住李白的品格。

读历史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找出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了解过去，明白现在，指导未来”。正史帮我们掌握历史的大方向，不犯大错误；野史帮我们看到历史的小细节，理解人性的复杂。两者结合，我们才能读懂真正的历史，也才能从历史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说的：“史之能事，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只要我们能从中分辨是非、学习善恶，就是有价值的。别再纠结“该信正史还是野史”了，先读起来，慢慢你就会有自己的判断——这才是读历史最好的状态。

现在提到“名落孙山”，谁都知道是考试没考上。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成语的主人公孙山，不仅考上了科举的关键环节，还靠一句话的智慧，比很多考中进士的人留名更久。今天就拆穿这个千年误解，看看真实的孙山到底是什么样。

成语里的真相：孙山考上了，还超过98%的考生

北宋仁宗时期，苏州吴县有个叫孙山的读书人，嘴巧脑子活，乡里人都叫他“滑稽才子”。有一年，同乡托他带儿子去杭州考“解试”——这是宋代科举的第一关，由各州府出题，考中了才能拿到去京城考“省试”的资格，相当于现在“过了笔试能去面试”。

放榜那天，孙山挤在人群里找名字，最后在榜单末尾看到了自己；可同乡的儿子翻遍了榜单，也没找着自己的名字。同乡父亲后来来问结果，孙山没直说“你儿子落榜了”，而是笑着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我孙山都在榜单最后了，你家孩子还在我后面呢”。

这句话既说了实话，又没让同乡没面子，后来被南宋文人范公偁写进《过庭录》里，慢慢成了“名落孙山”这个成语。但这里藏着个大误解：宋代没有“乡试”，“解试”就是当时的地方级考试，考中了叫“贡士”，能去京城考更高的省试。而且据《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北宋解试特别难，平均100个人里也就5个能考上，苏州、杭州这些读书人多的地方，200个人里才能录1个。孙山能考上，已经比同期98%的考生都强，怎么能算“落榜”呢？

孙山没中进士，却比很多进士更该被记住

虽然“名落孙山”的故事传得广，但正史里没怎么写孙山——只从现有史料能推测，他后来应该去京城考了省试，可惜没考上。可在宋代，这太常见了。

宋代科举分三关：解试（地方考）、省试（京城考）、殿试（皇帝考）。过了解试是贡士，过了省试才能见皇帝，最后被钦点为进士。据《文献通考·选举考》统计，两宋300多年，一共就录了约11万名进士，每次省试都要刷掉80%的人——也就是说，10个过了解试的贡士里，8个都卡在省试，孙山只是其中一个。

但孙山的厉害，根本不在考试成绩。在古代，说别人孩子没考上，很容易得罪人，可孙山用一句玩笑就化解了尴尬，既诚实又有礼貌，这情商放在现在也很稀缺。范公偁在《过庭录》里特意写这段，不是因为孙山多会考试，而是佩服他“滑稽多智”——就算没中进士，这种为人处世的智慧，也比很多只会死读书的进士更值得记下来。

更难得的是孙山的心态。那时候读书人都觉得“考中进士才能做官，做官才算成功”，可孙山没中进士后，既没抱怨考题难，也没消沉度日，反而用豁达的态度面对结果。这种“不纠结一次成败”的劲儿，正是老祖宗说的“君子人格”。

科举路上的“失败者”：比状元更精彩的人生

孙山不是个例。科举从隋朝到清末，一共1300年，算下来参加考试的人超过1000万，可最后能考上进士的，也就约11万人，99%的人都没“通关”。但这些没考上的人里，很多活出了比状元还精彩的人生：

① 归有光：八次考不上，却成了“明文第一”

明代的归有光，考了八次会试都没中进士（《归震川先生年谱》里记着呢）。可他没放弃读书，回老家办了个私塾，学生挤满了小院，连窗外都站着听课的人。他写文章不玩花架子，全是心里话，比如《项脊轩志》里写自己的旧屋子，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感动了几百年的人。后来他还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唐宋派”，清代的姚鼐直接夸他“明文第一”——他没中进士，却成了影响后世的文学家、教育家。

② 张謇：中了状元，却跑去办工厂

清末的张謇，1894年考中了状元，按说该去当官，他也确实做了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输了，他看着国家越来越弱，觉得“靠当官改变不了什么”，干脆辞了职，回江苏南通办工厂。他办的大生纱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厂；还办了南通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据《张謇全集·实业录》记载，他一辈子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被人叫“状元实业家”——他考中了科举的最高名衔，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③ 蒲松龄：考到71岁，写出《聊斋志异》

清代的蒲松龄更传奇，19岁考中秀才后，之后几十年一直考举人，直到71岁都没考上。可他没闲着，每天在村口摆个茶摊，路过的人只要讲个鬼故事、民间传说，就能免费喝茶。他把这些故事整理加工，写成了《聊斋志异》。书里的《聂小倩》《画皮》，现在还被拍成电影、电视剧。他在词《大江东去·寄王如水》里写“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虽然感慨自己考运不好，却没放弃对文学的喜欢——最后《聊斋志异》成了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比很多进士的文章流传还广。

④ 柳永：落第后写词，成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大家

北宋的柳永，早年多次参加科举都没中。第一次落第后，他写了首《鹤冲天·黄金榜上》，其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还被皇帝看到，后来就算他考中了，皇帝也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故意不让他当官。可柳永没气馁，反而带着笔墨游历江南，把市井生活、男女情感写进词里，比如“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了当时最火的“词人”。据《宋史·乐志》记载，他的词“传播四方，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没中进士，却成了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影响比很多同期进士还大。

这些人都证明，科举只是选官的路，不是人生的路。就像北宋教育家胡瑗说的：“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不管能不能考上功名，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成功。

孙山的故事，现在读还有用吗？

现在我们不考科举了，但还是会怕“名落孙山”——考大学怕落榜，找工作怕面试不过，考证书怕没通过。可孙山的故事，其实藏着三个很实在的道理：

第一，成功不止一种样子。考试成绩、学历文凭，都只是人生某一阶段的“证明”，不是最终的“答案”。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都没读完大学，却靠对科技的热爱改变了世界；孙山没中进士，可他的一句话传了千年，这也是一种成功；柳永没当官，却靠词成了“全民偶像”，同样是成功。

第二，得有自己的“看家本事”。孙山靠的是幽默和情商，归有光靠的是写文章，张謇靠的是办实业，柳永靠的是填新词——真正的厉害，不是跟着别人走，而是找到自己擅长的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快，很多重复的工作会被替代，但创造力、情商、专业技能这些“别人学不走的本事”，永远不会过时。

第三，别停下学习的脚步。宋代那些没中进士的贡士，也会继续读书、游学——柳永落第后游遍江南，边走边学边写；现在社会变化更快，更需要一直学。哈佛商学院《2023年全球高管学习报告》里说，全球500强企业里，70%以上的高管每天都会抽30分钟以上学习，要么读本书，要么学个新技能。孙山能说出那么有智慧的话，也是因为他一直读书、懂人情世故，这也是学习的结果。

孙山的生平细节，虽然在历史里慢慢模糊了，但他留下的道理，过了千年还很有用。他告诉我们：考试有排名，人生没有“落榜”；一次没做好没关系，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自己的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价值。

就像左宗棠说的：“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人生就像一场长考试，偶尔“名次靠后”不用慌，只要不放弃，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这才是“名落孙山”里，最该被记住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