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7年，正值东晋永和三年，雄才大略的安西将军桓温率领精锐之师西征，剑指盘踞在富庶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此时的成汉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末代皇帝李势困守孤城，在内忧外患的绝境中，最终向东晋大军俯首称臣。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

回溯战前局势，天下格局与三国鼎立时期惊人相似。东晋王朝占据的疆域与昔日东吴相仿，但在淮南和荆襄北部地区拥有更广阔的控制范围。而成汉的统治区域则与蜀汉相近，只是缺少了西北武都等战略要地。盘踞中原的后赵政权俨然是当年曹魏的翻版，只是其势力范围未能延伸至凉州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鲜卑慕容部族正如三国时期的辽东公孙氏，在边陲之地虎视眈眈。若论综合国力，后赵强于东晋，而东晋又远胜成汉，这种力量对比恰似当年魏、吴、蜀三国的实力排序。

在桓温决定西征之前，东晋朝堂上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独具慧眼的江夏太守袁乔力排众议，他指出：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成汉国力衰微，远不及后赵强大，正是可乘之机。这番精辟分析让桓温更加坚定了西征的决心。与三国时期东吴攻蜀相比，东晋此次出征显然更具胜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为报荆州之仇，刘备亲率大军伐吴。然而在夷陵之战中，由于战略失误，东吴名将陆逊以火攻大破蜀军。这场惨败不仅让蜀汉元气大伤，更导致云贵地区叛乱四起，令诸葛亮疲于应对。按理说，此时的孙权本可乘胜追击，一举灭蜀。但深谋远虑的孙权却选择与蜀汉议和，共抗曹魏。这其中的战略考量颇为深远：攻蜀必经险峻的三峡天险，若蜀军固守白帝城，吴军将重蹈刘备覆辙。况且蜀汉虽遭重创，仍有李严、陈到等名将坐镇，特别是陈到统帅的精锐\"白毦兵\"更是战力非凡。更重要的是，一旦东吴主力深陷蜀地，北方的曹魏必定会趁虚而入。

那么，桓温西征时为何不担心后赵趁机南下？这与三国时期的形势有着本质区别。东吴的北部防线仅依托长江天险，防御纵深有限。而东晋则牢牢掌控着淮河防线，这条\"守江必守淮\"的战略要地为其提供了强大的防御纵深。后赵若想南下，必须先经过惨烈的淮南争夺战，这一过程往往旷日持久。历史证明，即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周世宗柴荣为夺取淮南，也耗费了三年苦战才得以兵临长江。

公元263年，魏国权臣司马昭派邓艾、钟会伐蜀，最终迫使刘禅投降。此时东吴实力尚存，为何不趁机攻蜀？吴主孙休确有此意。当蜀汉遣使求援时，东吴表面应允，实则暗怀吞并之心。但孙休面临与父亲孙权同样的困境：攻蜀必须突破三峡天险。尽管蜀汉国力大损，但巴东太守罗宪仍率部死守永安，吴军久攻不下。即便后来派出名将陆抗率三万精兵增援，也因地形不利和魏国援兵将至而被迫撤军。

百年之后，当桓温西征时，为何能势如破竹？正如袁乔所言，成汉政权\"李势无道，民心不附\"。与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不同，氐族出身的李势统治基础薄弱。他荒淫无道，强占人妻，滥杀大臣，导致朝野离心。反观东晋，不仅国力日盛，更以正统王朝自居，深得民心。因此晋军入蜀后势不可挡，虽在笮桥遭遇短暂抵抗，但最终仍迫使李势投降，成就了桓温的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