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在华南地区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同盟会作为当时主要的革命组织，在华南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接连遭遇挫折，这一局面引发了部分会员的强烈不满。为改变革命策略，这些会员于1911年7月在上海秘密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策略，他们深入新军内部进行秘密工作，通过长期的思想渗透和组织发展，成功在新军中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力量网络，为日后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1年春夏之交，清政府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革命的导火索。这一政策表面上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实则是将铁路权益拱手让与外国列强。这一行径立即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严重损害了各省绅商阶层和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在四川，民众的愤怒情绪尤为高涨，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6月，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短短时间内就聚集了超过十万名参与者。到了9月，抗议活动升级为全省范围的抗粮抗捐运动，数万民众走上街头向四川总督衙门请愿。面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队开枪镇压，造成30多人死亡的\"成都血案\"。这一暴行彻底点燃了四川人民的反抗怒火，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暴动。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这一军事调动意外地为湖北革命党人创造了发动起义的绝佳时机。

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中。革命党人原计划在农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6日）发动起义，但因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而被迫推迟。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秘密制造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这一意外事件导致起义计划泄露，武昌的多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骤然紧张。面对危急情况，革命党人决定提前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率先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击毙了试图镇压起义的军官，随后数十名志士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楚望台军械库。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士兵立即响应，起义军顺利控制了这一重要军事据点。消息传开后，步兵、炮兵等多个兵种及军事学堂的学员约五个营的兵力相继起义，全部集结于楚望台。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起义军临时推举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长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在吴兆麟的指挥下，起义军向湖广总督衙门发起猛攻。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革命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最终攻克了总督衙门、藩库等关键政府机构，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长江上的军舰避难。至此，武昌城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的喜讯迅速传遍周边地区。11日晚至12日凌晨，驻守汉阳、汉口的新军部队相继响应起义，短短两天内，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控制。起义成功后，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新政权。然而由于起义胜利来得太过突然，远在海外的孙中山，以及黄兴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都无法立即赶到武汉。更棘手的是，直接参与组织起义的核心成员或已牺牲，或负伤在身，或被迫离开武汉。在这个关键时刻，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们过分看重社会名流的影响力，认为应该由德高望重的人士来组建政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推举了原本并不支持革命的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新成立的军政府随即发布宣言，宣布废除清朝年号，建立中华民国，并号召全国各省响应起义。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终结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