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蜀汉后主刘禅，历史口吻里常常绕不开的标签，是那些嘲讽性的成语典故：“乐不思蜀”、“扶不起的阿斗”等等。人们都知道刘备临终时在白帝城托孤，请诸葛亮代为辅政，嘱令“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听后，泪如泉涌，跪地发誓：“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旦！”这段被后人传诵的托孤之事，既是忠诚之誓，也是权力传承的起点，发生在风雨飘摇的蜀汉初期，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不少人认为，这一托孤不过是刘备试探诸葛亮的心意、甚至是在把皇位交给外臣的信号。毕竟在中国的封建史中，谁会主动把王位交给非本族之人呢？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有名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由此，广泛的观点是，诸葛亮确有获得天下之意的机会，只有刘禅的“帝王气象”尚未显现，蜀汉在他手中恐难久安。

然而，若把时间拉长看，刘禅真的是“一无是处”吗？事实远比简单的标签要精彩。刘禅自公元223年登基，直至公元263年降魏，历时41年。三国之中，蜀汉的国力确实最为脆弱，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能够维持41年的统治，实属不易。这并非意味着他没有缺点，而是说明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仍维持了基本的政局与国家运转，显示出不容忽视的治理能力。

有人或许会说，刘禅之所以能维持41年，少不了诸葛亮的辅佐与北伐的威慑。但笔者认为，这种“功劳只归诸葛亮”的看法过于片面。确实，诸葛亮在世时掌控大权，影响深远；但他于234年在五丈原病逝后，刘禅仍然执政29年。换言之，后来的政局稳定和治理能力，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人之功，也并非全靠外部贤能的持续介入。刘禅本人在治理中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与魄力，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归于他人。

要验证刘禅的能力，可以看看两处历史评价。第一，是诸葛亮对刘禅的直接评价：他称刘禅“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不仅肯定了刘禅的胸怀与仁爱，也承认他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具备一定的治理潜质。诸葛亮在掌权时期，尽管以大局为重，仍给予了刘禅相对的信任与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君臣之间的互信与依赖。

第二，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述。陈寿指出：若后主“任贤而任能”，则可以成为“循理之君”；若被宦官等外力所惑，则可能陷入昏庸的后果。他用“素丝无常，唯所染之”来比喻君德的可变性，强调了外部环境与内部选择对治理成效的决定作用。这些话语提醒人们，刘禅的统治并非单纯的好坏，而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历史现象。

在具体的权力安排上，刘禅并非让权力全由一人掌控。他任命费祎为尚书令、并兼领大将军，负责政务治理；又将蒋琬任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二人权力相互交叉、彼此制衡。这种安排，使蜀汉在极度脆弱的情势下，仍能避免权臣独断，维持基本的制度功能与军事防线。因此，评价一个君主的能力，不能只看一项成就，还要看他如何用人、如何平衡权力、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保持国家的连续性。

综合来看，来自《蜀书三·后主传》和《三国志》等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刘禅并非一个简单的平庸君主。他的统治有其独特的难处与抉择，也体现出在逆境中坚持治理的努力与智慧。今天回望，刘禅的故事提示我们：一个君主的真正成就，往往不仅在于个人的才识，更在于他如何任贤任能、怎样在风雨中维持政局的持续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