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迅速陷落，最早毅然举旗抗日的，正是东北名将马占山。9月下旬，王亚樵便在上海召集沈钧儒、柏烈武、常藩候、李次山等千余人士举行集会，公开声援马占山的抵抗行动，并现场募捐，筹措军用衣粮与弹药，转运支援东北义勇军。为延续并壮大“斧头党”的宗旨与作风，他在组织人、财、物支援抗战的同时，另设“铁血锄奸团”，明定以除掉罪大恶极的汉奸与日伪头目为职志，组织由心腹王铁明、邓宠铭统筹指挥，专职实施锄奸任务。

为激起社会的民族义愤，扩大民间抵制之力，王亚樵在上海率先提出猛烈打击倒卖日货的奸商，发起“拒买日货、拒用日货”的行动。他命朱大刚、周明如等二十余人组成“小斧头队”，对执意牟利、暗通日商的奸商施以严惩；又令洪东夷、郭恒昌、黄道隆等人组建“剪刀队”，凡见身着日本花布者当场剪烂其衣，亦入各商号搜缉、张贴通告，查扣来路不明之日制货品，以此推进全民抵制。

眼见南京政府一味“委曲求全”、不许抵抗，国土被日军蚕食，王亚樵忧心如焚，多次与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谋士良将筹商抗战之策。陈铭枢主张“自我动手、从身边做起”，预判战火终将烧到上海。王亚樵据此开始动员沪上军民，以图战时同十九路军内外呼应、互为犄角。

1932年1月28日，北站发生“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刺杀日莲宗和尚之案，日军借题发挥，旋即出动陆海空十万兵力突然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日军扬言二十四小时拿下京沪，沪上空云压城而民气不挠，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沪上百业停工从戎，富户捐输，学生、市民踊跃从军，形成全民动员之势。

王亚樵早料此役难免。战报飞来时，他即在桃园里44号集结部众，宣布“全力抗日、誓不后退”，火速整编为二十个大队，委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为各队队长，分区发动工人、学生与市民，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桃园里，王亲自坐镇调度。其夜，日军攻势如潮，他立即组织“决死队”，亲赴闸北前线布置夜袭。继而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以蔡蹈和为参谋长，许志远为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任联络参谋，急募三千余众，开赴大仓地区，协同十九路军鏖战。

王亚樵之义举旋即引起沪上报章关注，各报连载义勇军战况，鼓舞沪民士气。然而战起之后，南京非但不援，反以电令十九路军“勿与日军冲突”，并指使市长吴铁城封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十九路军独力支撑，军需艰困，但仍尽力照拂义勇军，勉力拨给步枪四百余支并配机枪、轻炮若干，然远不足用。王遂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启用上海兵工厂储备，兵工厂不敢擅专，电请南京，复电竟曰：“全部武器运往南京”。军情火急，王亚樵遂在昆山一线截回军火，以解义勇军燃眉，旋即触怒蒋介石，责令撤销王的司令名义并解散义勇军。

蔡、蒋二将为保全抗战火种，与王面商后决定化整为零，改名“救国决死军”。王自知1927年曾当众冲撞蒋氏、难免见忌，因而推余立奎居前为司令，自退幕后运筹，原指挥架构基本不动。其后，王复与余计议，以“斧头党”特长重启“敢死队”，自“决死军”与“铁血锄奸团”中选悍勇精干，由华克之、龚春浦率领，专责突袭虹口日租界，主攻日本司令部，牵制前线兵力，兼做侦察与情报。

数日潜伏后，“敢死队”查明虹口日军布防空虚。王亲赴十九路军总部与蒋、蔡议定，由十九路军、决死军抽调部队，会同“敢死队”突击。2月10日下午，王亲率先头，在友军火力策应下猛攻虹口司令部，自午后激战至暮色四合。敌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夜幕一降即弃司令部，仓皇登“出云”号兵舰避祸。

“出云”号为日军侵沪主力舰，火炮森严。王追至江岸，一时无从下手，心中转念：不若设法把这艘“吞火吐雷”的凶船炸沉！然而江面敌舰游弋，十九路军亦已鏖战至极。其时沪外尚有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屯驻，然系嫡系之师，奉命“按兵不动”。王揣度旅长宋希濂必有爱国之心，只是受制军令，遂决意劝进。

是日王身着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率随从抵二六一旅，先递密信一封，大意谓：上海正浴血，政府无抵抗决心，救亡唯靠国人自救；愿与贵旅并肩，切盼独立参战。宋希濂见信，拍案而起，召集营以上军官夜赴南京请战。因众口齐陈、声浪逼人，何应钦终松口“可议”。归来至旅部门前，只见王已率千余民众高举横幅“十万上海民众与二六一旅共在”“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军民相见，热泪盈眶。二六一旅参战，十九路军稍得回旋。

为补给急需，王令“铁血锄奸团”昼夜护送弹药、粮秣。2月26日，司机胡阿毛押运军火遭日军拦截，被迫驱车向敌阵。胡佯从之，行至黄浦江畔猛然调头加速，将整车军火与押解日军一并投入江中，以身殉国。王痛悼，集各界为其公祭，且以私资抚恤其家。

宋部加入后，日军锐势受挫，频易主帅，终由白川义则坐镇，“出云”号为其海上司令部。2月29日晚，白川于舰上召集高级军官密议再攻部署。王获悉，立即沿江探查，见日军军官频繁登舰，遂断定时机已至：一旦重创“出云”，可断敌臂膀。他与余立奎合谋，经十九路军护持，从高昌庙兵工厂筹得五百磅鱼雷一枚，选“李水鬼”“陶海妖”两名水性绝伦者执行。二人自夜入寒潮，轮推鱼雷十余里，历九小时，于近舰处发射。巨响震天，“出云”剧烈摇晃，舰上士兵惶恐失措。虽因舰底钢网阻隔未能击沉，但其心理威慑巨大，白川仓皇迁司令部上岸，并令诸舰远离江面以防再袭。

然大势所迫，1932年淞沪抗战终因“上不许战”而告一段。十九路军为免被合围，只得退至嘉定、黄渡。蒋氏随即与日方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壮烈的民众抗战以失败收束。国人无不悲愤，王亚樵亦抑郁难平。

恰在此时，日本人得意忘形，竟定于“天长节”（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侵略者于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王闻之怒发冲冠。京沪卫戍总司令、十九路军上峰陈铭枢专程赴沪，与王痛斥日军“欺人太甚”，建议“铁血锄奸团”设法破坏。王曰：此等大会戒备森严，宜潜伏入场引爆主席台，若能击杀要员，方称痛快。陈当即允诺全力支援，请王尽速筹办。

王旋与弟王述樵商议。既知大会限定日本与朝鲜人入场，中国人概不得入，遂定以朝鲜志士为主力。王素识安昌浩，此人长期从事反日活动，1930年秘密组建“太洛太”组织，擅长狙击要员。王与之密谈，安氏慨然应允：“日本乃共同之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两人议定以定时炸弹实施。王经陈铭枢处筹得两枚体积小、威力大的定时炸弹，并拨四万元经费，由王述樵转交。

安昌浩接收后，即召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李东海（女）等骨干策划：将两枚炸弹分别藏入特制热水瓶与饭盒，由尹奉吉、李东海伪装日本情侣，先行踩点，择机实施。1932年4月29日细雨蒙蒙，虹口公园布岗林立。考虑撤离难度，临场调整为仅尹奉吉入内，李东海场外接应。上午八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尹奉吉着和服、肩挎饭盒、手提热水瓶，与同伴混入会场。近午时分，他将“热水瓶”悄置主席台前，扭动定时装置后离座撤离。同伴亦迅速退场。约十一时四十分，会场骤起惊雷，哄然大乱。此役一举重创敌魁：白川义则身受重伤旋即毙命，重光葵被炸断腿，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当场毙命，十余名要员死伤。

噩耗传遍沪上，人心大快；日本军政震动，急调特务追缉，王竭力掩护安昌浩等转移。此事经陈铭枢转报南京，蒋氏不得不对王另眼相看。鉴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他转令王旧部胡抱一送来四万元，并索要“致谢信”。王不屑道：“他拥兵百万而不抗日，百姓自起而战；此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何谢之有？”这笔钱随即用于购置“公道印书社”以安置安昌浩等人，供其栖身谋生。

虹口爆炸的影响延绵深远。多年后，日本宣布投降，彼时被炸断腿的重光葵拄着礼杖、拖着假肢登上“密苏里号”签字，步履蹒跚，成为历史的一幕冷峻剪影——侵略者终偿其果。正如当年记述所言：华服金冠掩不住面带黯然，跛行登舷，更显强弩之末。王亚樵等人以血火与勇毅，为沦陷时代写下了最沉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