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死得太过离奇，李珙恐怕在史书上连二十个字都难以留下。他三十余年的平淡生涯，仿佛就是为了在最后时刻留下那短暂又诡异的高光一瞬。

大唐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兵锋直逼渭河便桥。唐代宗才即位一年，便慌不择路，学祖父唐玄宗当年的模样，仓皇逃往陕州。对外，他粉饰为“巡幸”，但天下人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场丢脸的逃亡。这是继玄宗“巡幸”成都后，帝都长安的第二次陷落危机，且并非最后一次。

皇帝跑路，满城百姓与官员顿时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朝中大员四散逃亡，军队更是溃不成军。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大唐气数已尽，换朝之日迫在眉睫。可乱世往往暗藏机缘，对某些野心家来说，正是“天命在己”的最好舞台。

射生将军王献忠（《旧唐书》作王怀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随驾护卫，护送唐代宗前往陕州。但他冷眼旁观，认定追随一个仓皇逃命的皇帝毫无前途。前车之鉴就在眼前：玄宗逃往蜀地之时，太子李亨于灵武自行称帝，顺理成章成为天下共主。如今局势如出一辙，王献忠心生歹念：为何不再造一个“肃宗”，自己也能摇身一变，跻身权力巅峰？

于是，他带着四百骑半路折返，直奔长安“十王宅”，把尚未来得及随驾的诸王悉数扣下，打算从中挑出一位宗室来冒充新天子，再与吐蕃议和，以此撬动天下局势。他最终挑中的，便是名不见经传的丰王李珙。

李珙是玄宗第26子，年近四十，身份显赫却始终默默无闻。其实他也曾有过“西北王”的潜在机会：至德元年，玄宗逃往蜀地时，曾下诏令诸子分领节度，李珙本被任命统领西北重镇。可惜玄宗旋即被迫逊位为太上皇，肃宗掌权，他的任命自然化为泡影。如今时局再度倒转，李珙意外被推上风口浪尖，距离帝位竟只差一步之遥。

一行人急急出城，准备迎吐蕃入主，甚至幻想借助吐蕃之力先灭掉唐代宗。可命运却在城外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拦路者——赫赫有名的郭子仪。七旬老将虽早被削权，却凭一身威望无人敢轻侮。王献忠一见，顿时魂飞魄散，跪地磕头如见神明。

郭子仪早已洞悉一切，他厉声质问王献忠意欲何为。王献忠自知瞒不过，干脆托词相邀，希望拉郭子仪入伙，以为这位历经磨难的宿将必有怨气，或能成为自己最大的倚仗。甚至还说：“主上东逃，社稷无主，废立只在令公一言。”这番话在他看来是天衣无缝的利诱。

然而郭子仪岂是他能驾驭？在他冷眼旁观时，李珙竟急不可耐地扮演起“新帝”，居高临下催促郭子仪表态，语气里满是“李家宗室，你不过是奴才”的傲慢。此举彻底触怒了郭子仪，也惊得随行的王延昌破口大骂，痛斥李珙狂悖无道，要上奏弹劾。几句话便将李珙从“准帝王”骂成了缩头乌龟。

郭子仪神威犹在，他没有多费唇舌，只是一声断喝，让王献忠滚开，王爷们留下。王献忠如蒙大赦，丢下李珙仓惶逃窜。李珙自此彻底失去了最后的依仗，被郭子仪押送至陕州，交还唐代宗。

按理说，谋逆的宗室多半没有活路。但唐代宗此时境遇艰难，众叛亲离，他反倒展现出少有的宽容，只轻描淡写地说：“此皆王献忠所逼，赦而无罪。”李珙幸得一命，却未能领悟天意。

返回住所后，他越想越气：两度触碰权力巅峰，最终都化为泡影。他怨天尤人，口无遮拦，肆意咒骂唐代宗与王献忠，还妄言“再造大唐”。这番怨言很快传遍朝野，群臣纷纷上奏：此人心怀不轨，若不处置，恐再起乱端。唐代宗无奈，只得将其处死。

李珙之死，看似可悲，实则自作自受。但他愤怒的质问——为何“安史之乱”本可速战速决，却拖延八年，三代帝王仍未能善终——并非全无道理。唐玄宗、肃宗、代宗祖孙三代的猜忌之心，才是真正让帝国内耗不止、危机四伏的根源。从永王李璘的悲剧，到洛阳二次陷落，再到对郭子仪的百般防范，无不说明：他们在关键时刻宁可内斗，也不愿信任真正的忠臣良将。

李珙不过是这场巨大风暴中被裹挟的小角色，他妄想借乱世成龙，最终却死于一张管不住的嘴。这段荒诞的插曲，也映照出盛唐余晖下的深重病根——外患未平，内斗不断，帝国的气数，也就在这一念之间渐渐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