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提及的论述里，作者指出刘邦很早就察觉到七国之乱里吴王刘濞的潜在叛乱倾向。史书记载显示，他对同姓诸侯王构成的挥之不去的威胁有清醒认识，明白分封制在历史进程中犹如一枚不断回弹的刹车，可能把大一统推向倒退。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个早已看清风险的开国皇帝，仍然选择继续分封同姓诸侯王呢？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正式建立。尽管秦国在军事和制度层面推行了近千年的集中统一，试图以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来统治天下，分封制在历史惯性上仍然顽固存在。秦朝的迅速灭亡，被不少史家视为分封制反扑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邦亲历了战国末期的混乱与秦末的崩溃，因此对中央集权的推进性与分封制的历史惯性都具有直观的认识。

对于汉高祖而言，想要彻底废除分封制，面临的主要障碍有两层：第一，秦朝的快速覆灭让西汉初年的士人和百姓普遍把“废封立官”视作极端甚至灾难性的变革，政治正确性在此时成为最大的顾虑，“洪水猛兽”这类说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第二，疆域辽阔的天下需要强大的国力与成熟的制度体系来支撑中央集权的长期运行，单凭一时的雄心难以跨越地理与治理的双重难题。

然而经历秦末楚汉之争的西汉中央，财政与行政资源都异常匮乏，连皇帝都一度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来示意统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王朝，西汉并没有从前朝的失败中直接继承一套成熟稳定的治国框架，否则秦朝也不会以如此迅速的速度走向覆灭。刘邦清楚分封制的潜在危害，但秦朝的教训也告诉他，分封制并非可以一刀砍断的东西，必须寻找更为稳妥的渐进路径。

要把废除分封制的两个关键障碍逐步化解，西汉中央必须争取更充裕的时间。于是他以同姓诸侯王分封天下，借助血缘关系来抑制诸侯王的离心力，从而为中央集权稳步铺垫时间空间。与此同时，刘邦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制度安排，例如加强对诸侯王的监察与军政控制、规定封地与年贡的边界、严格限制封建扩张与权力任命的集中化措施。这些举措相互呼应，为日后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开启了西汉对权力结构逐步收拢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