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之间的合作往往牵涉到党章、党规等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国共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并不顺利。无论是在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是否应当与国民党合作一直存在争论。而在国民党内部，反对的声音更是从最初就没有停息。早在1923年11月，孙中山宣布解散上海国民党本部、等待改组决定时，国民党上海本部的负责人谢持、张继等人就对改组国民党和与共产党合作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谢持甚至公开表示：“党中不可有党。”正是由于这种抵触情绪，后来孙中山不得不派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亲赴上海，才使得国民党上海的改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一、国共合作的阻力到底有多大？

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章程的讨论就暴露出巨大的分歧。1月24日，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祯率先提出，在国民党章程中应增加“禁止党员加入其他政党”的明确条款。几天之后，1月28日，大会再次讨论章程草案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再度提出类似意见，要求章程中写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一提议实际上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共产党人，成为合作道路上的重大障碍。

二、国民党一大背后的裂痕

何、方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反对国共合作的力量。这一提案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十余位代表的附议，随即在会场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辩。为了避免大会因内部分裂而受挫，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在鲍罗廷的指导下，于1月25日召开会议，统一了应对策略。最终决定由李大钊在大会上代表共产党人发表公开声明。1月28日，在争论最为激烈之际，李大钊在征得大会主席胡汉民同意后，登台陈词。他强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非为了谋取私利，而是为了推动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他还特别指出，孙中山本人曾经认可他们既保持共产党身份，又能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因此共产党人并非阴谋渗透，而是光明正大的合作。李大钊言辞真挚，逻辑清晰，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随后，廖仲恺、汪精卫等人也发言反对方瑞麟的提案。胡汉民作为大会主席，担心若提案通过会难以向孙中山交代，便以代表身份表态缓和气氛。他指出，党章已有纪律条文，无需再重复。最终，在湖南代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会付诸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三、国民党右派制造的风浪

尽管提案被否，但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并未善罢甘休。他们持续制造舆论，质疑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忠于国民党的纲领。这些分裂与猜疑，像暗流一般潜伏在合作表面之下，时刻威胁着两党的合作基础。

四、中俄谈判引发的连锁效应

与此同时，中俄之间的谈判也给国共合作带来了外部压力。鲍罗廷作为苏联代表，常常需要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莫斯科的指导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复杂的外交与党内政治交织在一起，使得合作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五、意外的爱情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感情故事也悄然展开。一次聚会中，杨之华谈到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言语间充满激情。瞿秋白耐心地为她翻译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既是交流，也是思想上的碰撞。这种交流让杨之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有了初步认识，也让二人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可以说，正是鲍罗廷夫妇的无心之举，意外促成了这段长达十年的婚姻。对于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爱情格外珍贵。随着上海调研的结束，鲍罗廷夫妇离开上海返回广州，继续他们的使命。

六、弹劾与冲突

然而，国共合作的暗潮依然汹涌。谢持、张继不久后又联同孙科，一同登门质问鲍罗廷。他们态度强硬，指责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活动是“跨党行为”。鲍罗廷虽然耐心解释合作的必要性，但仍未能打消他们的敌意。谢、张继续上书攻击共产党人，甚至把矛头指向青年团员。这些举动使得刚刚起步的国共合作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七、合作前景的阴影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鲍罗廷一度感到迷茫。他致信莫斯科，担心若情况失控而无法及时上报，会成为一桩令人尴尬的“丑事”。然而，加拉罕的来信为他注入了新的信心。加拉罕不仅鼓励他坚持下去，还建议采取“逐步打击右派”的策略，并转告孙中山，苏联正在北京为他开展有利的外交工作。这番支持使鲍罗廷重新振作，仿佛在阴霾中看见了一丝光亮。

国共合作在1920年代初期便已注定是一条充满曲折与挑战的道路。既有外部的压力，又有内部的裂痕，但正是这些风浪，构成了这段历史独特而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