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御前财政会议上，群臣齐聚一堂，议事的氛围紧张而凝重。会上，严嵩顺势借用了张居正提出“增加军费剿灭倭寇，重开海上商路”的论调，立即抛出一项颇具争议的国策——在浙江“改稻为桑”。此策一出，本就急需弥补国库亏空的嘉靖帝顿时龙颜大悦，仿佛看到了源源不断的银两涌入国库的希望。然而，站在殿侧的“清流”三人组却默然不语，似乎都在暗暗揣摩其中利弊。主掌户部的徐阶并未表示反对，他甚至暗自觉得此举或许有助于财政收支平衡。而高拱仍沉浸在前一战失利的阴影之中，对去年未能理清的烂账耿耿于怀。唯有张居正当场察觉出“改稻为桑”背后潜藏的巨大隐患，但他并未开口驳斥，只是默默收起了心中忧虑。就这样，这项攸关国计民生的政策草率地在朝堂上拍板定案，浙江自此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身处漩涡中心的，正是时任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的胡宗宪。

回到裕王府，张居正终于吐露心声，直言“严党”极可能借此良机兼并土地，化国家政策为私人利益。老谋深算的徐阶依旧不动声色，他更在意的只是财政能否顺利过关。高拱则在后知后觉间恼怒不已，痛骂“严党”狡猾至极，而裕王则脸色铁青，不知如何抉择。最终，张居正献计，谭纶自告奋勇，“清流”一派决定以胡宗宪为突破口。自此，谭纶以“参军”身份赴任浙江，卷入了这场复杂的政局博弈。

转眼间，“改稻为桑”国策在浙江推行已逾四月。胡宗宪虽在多方斡旋下勉强推动，但由于涉及百姓生计、官绅利益及朝廷财政压力，进展依然缓慢，而胡宗宪承受的压力也愈发沉重。此时，织造局杨金水主持的一场对外贸易谈判登场，浙江各主政官员皆到场陪同，以示隆重。与此同时，杭州知府马宁远则依照上峰指令，采取极端手段——以“官兵踏苗”强逼淳安百姓改稻为桑，百姓叫苦连天，怨声四起。

在江南制造局，胡宗宪端坐主位，闭目假寐，神情倦怠。下首，杨金水与郑泌昌、何茂才陪同外商，觥筹交错，表面是歌舞升平，实则暗潮汹涌。胡宗宪心知肚明，此番所谓的丝绸贸易，不过是杨金水借吕芳之势，对自己施压的手段。一旦生意达成，巨额丝绸交易便会倒逼浙江加快“改稻为桑”的进程，届时他将再无退路。然而身为总督的胡宗宪，不得不出席，以防失了姿态。其满腹不满与无奈，皆指向杨金水。

交易果然顺利谈成，数额之巨高达五十万匹丝绸。杨金水洋洋得意，甚至借对外商的言辞，明里暗里给胡宗宪下了“套”。胡宗宪虽露出假笑，但内心清楚，这意味着浙江再也无法推缓政策。更糟糕的是，他很快获悉马宁远“踏苗”之举，竟因戚继光撤兵而被迫中止，而下令撤兵的极可能是谭纶。这一消息让胡宗宪一时难辨是祸是福。

待至总督衙门，胡宗宪见一众百姓跪伏哀诉，心中更添沉重。议事处上，杨金水特意退居外堂，摆明自己以吕芳一党的身份旁观，只为强调——五十万匹丝绸生意既已定下，后续责任与江南织造局无关，全由胡宗宪自担。然而，胡宗宪借机利用谭纶的到场，将局势硬生生化解为三方对峙：吕芳、裕王与严党，彼此制衡。原本单方面的压力，瞬间被稀释。

随后，郑泌昌开口，以“现有事实”击中胡宗宪要害：改稻为桑进展不足两成，年底交货无望，若五十万匹丝绸无法兑现，朝廷震怒在即。胡宗宪无言以对，却在关键时刻借机承揽戚继光撤兵之责，替谭纶挡下锋芒。此举既保护了清流，也让攻击者无从再逼。紧接着，他巧妙引导话题，将矛盾转向“可能爆发三十万反民”的危机，以更大的隐患压过眼前的丝绸生意。众人再度噤声，胡宗宪借机下令放水，安抚百姓，重获主动。

最终，杨金水不得不发声，只为撇清责任。见胡宗宪当即决定如实上奏朝廷，他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悻悻离去。这场暗流涌动的权谋对决，胜负早已在言辞与心机之间分出高下。胡宗宪凭借谭纶巧妙平衡，步步拆解攻势，而最微妙的转折，竟出现在何茂才意外的一句话上。高手过招，胜败只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