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名从内地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被派到西藏，参加和领导当地民主改革工作，却不想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带着多份机密文件叛逃印度。

一名优秀的援藏干部为什么会叛国？其中有何内幕？他叛逃后过得怎么样？

这一切都还要从1959年西藏平叛说起。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了与中央签定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并于3月19日夜向我军驻拉萨的部队发动进攻。

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3月20日，我驻藏部队队遵照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总要来一次决战，方能彻底解决”的指示，开始了平息武装叛乱的作战。

根据党中央“边平边改”的指示和解放不久的西藏缺少干部的实际，大批内地干部被抽调援藏，参加和领导当地民主改革工作。

1959年6月18日，一批从湖北抽调的优秀干部在武汉集结，坐车前往西藏，其中就有时年37岁的来自湖北荆州京山县的优秀干部周述武。

周述武1922年出生在湖北京山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当年刘邓大军解放了鄂西山区以后，他做为“贫农团”骨干积极参加土改斗争，又做了骨干民兵，勇敢地配合解放军参加了清剿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匪的斗争。

由于表现突出，他光荣的入了党，并被选拔做了乡政府武装部干部。

这一次，国家选拔优秀基层干部进藏工作，他积极报名，最终经过层层选拔，他成功入选。

来到西藏以后，周述武被分配担任原属江孜专区的江孜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但是，进藏没几个月，他就因为口无遮拦犯了大错误。

那是1960年春节前夕，江孜县召开民主改革工作总结大会，一万多名干部群众参会。

周述武作为县委副书记发表讲话，当谈到少数干部怕犯错误，不敢放开手脚工作的现象时，他讲道：“工作中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及时改正就行，就连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犯过错误。”

没想到，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参会的一万多名干部群众顿时群情激奋。

在当时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一位部队领导当场掏出枪命令警卫员卸下了周述武的佩枪，并宣布：“周述武是在散布反动言论，我们立刻报请上级给予严肃处理。”

当天，上级领导决定要周述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

但是上级并没有因此事而过重的惩罚他，只是在1960年5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考虑到他在江孜县的言论，在群众干部中间已经引起了不好的反映，因此在江孜县工作已经不合适，于是就把他调到江孜地区农牧局担任局长，不降反升，足见组织上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否定他，反而给他提升职位，让他在新岗位上重新振作起来，做出新的成就。

不久，组织上又派他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

但此时的他对工作已经有了消沉的状态，不久他带土改工作队下乡，一天清晨，工作队员紧急向周述武报告，称一个和工作队接近的17岁藏族青年被叛匪残酷杀害了，还把这个青年的尸首放在工作队驻地门前。

周述武听后立即出门查看，当他看到这个青年被血淋淋钉在一块木板上时，他害怕了。

于是，为了保命，他也不工作了，而是一连多日找各种理由躲在工作队驻地不出去。

由于他的不作为，最终导致刚刚发动起来的贫苦藏民，根本不相信工作队会给他们撑腰，于是纷纷不配合，见到工作队就躲避。

上级对周述武的工作很不满意，也让他受到了严厉批评，为了重新树立工作队在当地的威信，上级不得不为这支工作队加派了副队长和教导员，以尽快获得贫苦藏民的信任。

而因为此事，周述武则变得更加消沉。

当时，为了方便工作，上级给安排了一个名叫丹珠的藏族女翻译。

周述武受到严厉批评不久，丹珠给他带来了喜讯，她跟周述武说，她说服了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上层僧侣，答应接受民主改革的条件，解放农奴，平分土地。

周述武也非常高兴，为了尽快完成土改任务，他几次由丹珠引导走进这位僧侣豪华神秘的寺院经堂，接受宴请，商议落实土改政策的细节，并接受了这个僧侣赠送的一块金表。

可当这件事在工作队内部公布后，却引出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副队长和教导员当场指责他犯了立场错误，二人认为，土改是依靠贫苦藏民，而不是和“反动”上层串通一气。

此外，工作队其他人员还暗示周述武和丹珠的关系暧昧，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和作风。

一时间说的周述武哑口无言，关于此事，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问题是，周述武没有将和僧侣讨论的土改问题及时向上级组织报告。

周述武可能想的是尽快完成土改工作，而他没有考虑，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引起藏民不满，会使接下来的工作更加被动。

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让他有了彻底叛逃的打算。

这件事过去几天后，即1960年7月24日夜10时许，丹珠拿着那位僧侣领袖写给周述武的信来找周述武，信中询问周述武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应该怎么做，而就当二人讨论如何答复时，那位副队长竟带着几个工作队员破门而入。

此后，此事在当地疯传，说周述武和丹珠被捉奸在床，除此之外还查获了他们与“反动”上层互相勾结，破坏民主改革的“罪证”。

这一下，周述武更说不清了，三天后，他就接到了上级通知他即刻到专区去汇报工作的电话。

之所以会出现如今的局面，可以说与周述武一贯的工作作风和自作主张的态度是有密切关系的。

此刻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怕因为此事受到严厉的处罚，因此他以整理汇报材料为名，硬是拖了两天都没有动身。

直到30日上午，上级又来电话催促他来专区，周述武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心中既焦急又慌乱。

而就在这时，女翻译丹珠悄悄告诉周述武，那位僧侣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周述武，愿意在周述武赶赴专区的路途中帮他脱身，并帮他远走印度，还给了他三十两黄金以备临时之需。丹珠还表示，她有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亲戚在印度、香港，她愿意陪伴周述武到境外共度快乐的后半生。

除此之外，丹珠还告诉周述武，那位副队长和教导员已经向她了解周述武收受金表等情况了，也就是说，他随时有可能被武力扣留的可能。

丹珠的这些话让本就焦虑不安的周述武更加害怕。

其实，此时的周述武只要把情况向组织说清，组织会根据事实，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

可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他并没有这样做，最终在当日下午，他决定在假装去专区的路上逃跑。

当天下午，他悄悄随身带上了20余份有关民主改革和军事布置的绝密文件上路了。

次日清晨，他和丹珠在两位武装的工作队员护送下离开住宿了一晚的小镇后，乘坐的吉普车刚驶进一道峭壁陡立的山谷，就遭到一群武装叛匪的截击。

周述武和丹珠趁机跨上匪徒带来的快马，策马而去，逃向印度。

周述武叛国投敌，一时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诋毁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口实。

印度当局给了周述武超乎异常的热情，台湾当局也派人跟他接触，邀请他加入“反共”行列，就连流落国外的达赖叛军也不失时机把周述武作为鼓舞士气的活教材，请他介绍国内“混乱的”形势。

一时间，周述武被视为投奔“自由世界”的英雄红极一时。

之后，他受邀去了香港、旧金山、台湾等地游历，不久，印度、美国和台湾、香港的不少报纸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把他称为冲破“铁幕”投奔“自由世界”的“英雄”。

但随着1962年3月，西藏平叛作战胜利结束，以及当年10月，印度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最终在一个月后，印军以准将旅长以下官兵8700余人被我边防军毙、伤、俘而彻底失败，周述武也失去了他原来特有的利用价值。

此时的他被国外反动势力弃之如敝履，再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他。

没有了经济来源，他成为了一个流浪汉，平常就靠给别人干点临时工维持生计。

此时的他非常的后悔，每天都活在负罪之中，他想回国，但根本不知道祖国还要不要他，他想家里的家人，但不知家人会怎么看他。

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遇上华人，他就备感亲切，为他们做临工，他经常不要任何报酬。

后来，在华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去了加尔格达的中国街，租了一辆人力车，开始做起了批发转卖馒头面条这类小本生意。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的时间，自己多少攒了点钱，又在一些华人朋友的资助下，年近50岁的他开了一间小饭馆，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1973年初，51岁的他在华人朋友的再三撮合下，与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为了夫妻，结婚之后二人几年没有孩子，便在朋友的帮助下抱养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的到来确实给夫妻二人带来了些许精神慰藉，但同时，也加大了经济上的压力。

他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肥胖症，平时大多时间都在卧床，家里所有的重担全部押在了周述武身上，为了挣钱养家他拼命的干活，很快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才两三年的时间，身体就垮了。

家里没钱，不敢治疗，只能在家静养，为了维持生计，他把饭馆租了出去，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直接把饭馆卖了，一家四口在偏远的地方租了一间破房，苟延残喘的活着。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他把13岁的养女无奈送到了当地的教会里。

1986年初，一位回国探亲归来的华侨来看望周述武，告诉他祖国的现行的政策很好，让他可以试着给家乡或者家里人写一封信，探寻一下有没有回国的可能。

这位华侨的话让躺在病榻上的周述武兴奋异常。

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家乡京山县连续写了两封认罪悔过信，在信中，他详细陈述了自己1960年由西藏叛逃印度的经历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请求将其罪行公诸于众，以教育国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允许他回国定居。

此信引起了当地地委、县委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迅速指示京山县侨办给他回信，向他阐述我党“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意并欢迎他回京山定居。

收信后的周述武激动不已，拖着残躯开始准备回国事宜，并在1987年9月写了一封家书。

可到1987年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下午，家书寄到家里的时候，她的的结发妻子已于两天前突发脑溢血而死，上午他的儿女刚把母亲安葬好。

当周述武收到孩子们的回信，得知自己的结发妻子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下落的时候，他的病情再度加重。

1988年2月19日，弥留之际的周述武把妻子叫到床前再三嘱咐说：“我生不能回家向党和政府当面认罪，死后你一定要将我的骨灭送回京山，遂我半生之愿。”

说罢，便带着无限的懊悔撒手西去。

1988年6月14日，张顺娇遵照丈夫周述武的遗愿，在几位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和11岁的养子一起带着周述武的骨灭，从印度加尔各答直飞北京。

18日下午，周述武的骨灰和他的续妻养子回到了京山。

当地政府对二人的到来非常重视，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他们办好了转商品粮户的一切手续，还就近安排周述武的养子上学，并且免除一切费用。

除此之外，还每月拨专款100元作为他们的生活补助。

张顺娇也被安排到了福利院，生活完全得到了保障。

他们回国八年后，周述武的养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当地政府还专门把他安排在县骨干企业上班。

母子二人对政府非常感激，周述武的养子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别人从国外回来，可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回来只添麻烦，政府还这样对待我们，为个啥？以前听《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从没当回事。现在我才晓得爸爸总想着回国，他是在有了切肤之痛后，更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母亲的怀抱最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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