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年仅39岁的后周世宗柴荣去世，紧接着，赵匡胤在次年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随之北宋政权得以建立。北宋初期，朝廷面对的第一个重大任务，除了要更新各类典章制度和服饰之外，便是决定新的都城究竟应选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虽然长安、洛阳等昔日的首都具备了天然的山川防护优势，但北宋却选择了位于平原地带的开封。这一选择，虽然在当时看似合理，却在166年后酿成了“靖康之乱”，成为两宋历史上难以言说的痛。

后世常凭结果论评判赵匡胤的这一决策，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选择。然而，回顾当时的局势，的确没有比开封更合适的都城。长安和洛阳曾是盛唐时期的政治中心，但自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两座城市便频频遭遇战火。无论是黄巢起义还是藩镇割据，或是后来的朱温篡唐，这些战乱都使得长安和洛阳屡遭摧残，历史上有记载称这两座城市在战火中“十焚六七”，其经历的兵灾之多，几乎无法想象。此时的长安与洛阳，已经不复往日的盛况。即使赵匡胤希望把都城设在这里，饱受战火洗礼的两地也早已无法承担首都的重任。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大运河的开通，使得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关中地区曾是中国的农业天堂，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这样的自然环境在西周至汉唐时期，曾为长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然而，随着东汉末年气候逐渐变冷，西北地区的农业遭遇了严重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甚至有少数民族逐步向关中地区迁徙。至隋唐时期，依赖渭河平原的农业生产，已经难以满足庞大人口的需求，朝廷不得不从东部调集粮食，或将部分食物从洛阳运来。战乱更是进一步摧残了长安与洛阳的经济基础。北宋建立时，尽管洛阳的经济尚有残存的力量，但其人口仅剩约两万，与盛唐时期动辄上百万的都市相比，几乎无法相提并论。

大运河的开通则更加剧了长安洛阳的衰落。尽管隋朝因运河而灭亡，但运河的开通却为东部地区带来了繁荣，特别是江南一带，凭借其优越的水路交通，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开封坐拥运河水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不仅可以确保南北经济的流通，还能够有效掌控国家的财政命脉。《清明上河图》便生动展现了开封在宋代的繁华景象，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在当时可谓是无可替代的。

除了客观的地理和经济因素，迁都一事在朝廷内部还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唐宋之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多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外，其他王朝几乎都将都城设在了开封。北宋作为后周的继承者，在过渡过程中不得不与前朝的官僚群体进行妥协，而这些人多为开封的坚定支持者。尤其是赵光义，他时任开封府尹，势力深根固蒂，倘若迁都，其个人影响力无疑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和其他不少官员都坚决反对这一迁都提案。可以说，这不仅是基于实际的地理与经济考量，也涉及到深层的政治博弈和权力平衡。

综上所述，北宋的都城选择看似存在历史上的“失误”，但其实是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唯一合适且实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