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核心逻辑是，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固然具备继承的身份，但能力远不如李世民，二者的身份差异是否导致了历史的悲剧——玄武门之变。其实，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化。即便他们的身份互换，兄弟间的冲突依然无法避免，只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一，李建成和李世民谁的综合能力更强？其二，为什么兄弟间会发生冲突？其三，究竟是什么样的隐形力量在背后推动了这场兄弟之争？

一般来说，李建成被认为在政治能力上不遑多让，军事才能则远逊李世民。然而，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李建成在这两方面都在李世民之上。或许有人会举出“贞观之治”作为反证，认为李世民创造的盛世成就无可比拟，难道李建成也能做到吗？事实上，贞观之治虽然伟大，但并非空前绝后，换一个有能力的皇帝，置身于李世民的历史背景，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同样能够恢复大唐的盛世。

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一统王朝，都曾经历过辉煌的治世时期。例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明章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等等，这些都出现在王朝建立后的初期，通常持续二十到五十年，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这个社会形态具备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采取适当的“无为而治”策略，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民众便能过上安稳的生活，社会也能逐渐恢复繁荣。因此，任何明智的开国君主，凭借简单的“无为而治”，便有可能获得良好的治国局面，甚至有机会成为“明君”。

不过，唐朝真正的辉煌时刻，并不在贞观时期，而是在高宗李治和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尽管贞观年间唐朝国力恢复较快，但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大治程度，很多史料可能带有美化成分。

至于李建成的政治才能，尽管史书中对此有所隐瞒，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他非凡的才能。首先，李建成得到了士族集团的广泛支持，这在士族当道的唐代尤为重要。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基础，分别代表了关陇士族和河北士族，后者是李建成的政治支持。而李世民长期征战的战地，则成了他在河南的坚固根基。

此外，李建成在处理政务方面的能力同样出色。作为李渊的得力助手，他协调各方，化解了许多潜在的政治危机，保持了政务的稳步推进。而当时的李世民，更多的是依靠军事手段立下赫赫战功，文治能力并不突出。

再来看李世民的军事才能。虽然后人普遍推崇他为军事天才，但他的军事生涯并非一蹴而就。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积累的，且并非没有失败。在一些重要战役中，他的指挥不如李建成。例如，在太原起兵时，李建成带领军队攻占西河郡，并且以极高的军事纪律和效率赢得了士兵们的拥戴。李世民在此战中的角色，更多是作为李建成的助手。

李建成的军事才能，往往被低估。例如，在刘黑闼之乱后，李建成出征河北，轻松获胜，获得了河北士族的支持。相比之下，李世民在这一战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李建成虽然缺乏大量的战功支持，但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受到李渊的战略安排所限。

李渊在权力分配上也有着深远的考量。从太原起兵开始，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四人便掌握了大权。李渊明白门阀士族对国家的影响力，因此在军政上做出了平衡，他更偏重于培养李建成的政治和治理能力，而李世民则以军事为主。

然而，李元吉的无能导致了李世民逐渐独立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李世民为核心的军功集团，逐步推动了李世民争储的野心。倘若李元吉能有所作为，李建成就能左右逢源，李世民与李元吉两强并列，这样局面或许能有所缓解。

随着时间推移，李渊在治理上的计划渐渐显露。武德七年起，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常常一起出征突厥，李世民的表现开始受到挑战。而到了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前，李渊甚至决定让李元吉独立带兵，摆明了李世民的局面已经不妙。这时，李世民也许预感到，如果李元吉得胜，他将有可能取而代之，背后强大的军功集团也会随之转向李元吉。

所以，玄武门之变并非只是个人的争斗，而是背后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推动的结果。虽然有人认为军功集团已经得到了荣华富贵，但实际上，他们的背后正是家族的未来、长远利益的博弈。在血缘氏族社会中，家族的地位直接影响个人的未来与命运。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为了家族的百年基业，才让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争斗变得不可避免。

因此，结论是，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冲突，根本与能力、身份无关，即便身份互换，这场兄弟之争依旧无法避免。只不过，结果可能因历史的偶然因素、个人的决心和背后力量的博弈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