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开始专注于两件事：一方面，他怀揣着对过去的仇恨，试图复仇；另一方面，他也在暗中策划，培养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接班。在这一过程中，蒋经国的资历和功绩远不如其他国民党元老，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培养他，并通过打压各派系来巩固蒋经国的地位。他还特别选择了严家淦作为接班的过渡者，以帮助蒋经国顺利接手权力。

严家淦确实不负重托，首先担任了“行政院长”，然后晋升为“副总统”。当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时，严家淦按照规定继任总统，完成了蒋介石剩余的任期。蒋经国则在等待了三年后，于1978年迎来属于自己的机会。那时，严家淦主动退位，并推荐蒋经国接任“总统”一职，标志着蒋经国接班的正式开启。

蒋介石为何选择严家淦作为过渡者，显然是基于他的人际关系和个性特点。那么，严家淦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蒋经国又为何要等上三年才能接班呢？

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到蒋介石的继承人选择上。早在台湾的初期，蒋介石就曾将陈诚视为接班人。陈诚，字辞修，是蒋介石的亲密心腹，长期担任副手。蒋介石不仅在政务上倚重他，还在私人关系中有着深厚的联系。陈诚的妻子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而谭延闿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牵线人。这些关系使得陈诚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极为特殊，蒋介石一度认为陈诚是最适合的接班人。

然而，蒋介石心中的接班人并非陈诚，而是他的儿子蒋经国。他一直秉持“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传统观念，认为接班人必须是自己的儿子。因此，蒋介石与陈诚的矛盾逐渐积累，最终公开化。尤其是在1958年，蒋介石要求陈诚兼任“副总统”与“行政院长”，从而引发了两人之间的冲突。

蒋介石的管理风格向来是“微操”，他喜欢亲自插手各项事务，特别是对部下的任命问题。他对陈诚有着不信任的态度，甚至在选人问题上与陈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陈诚原本计划将黄少谷推举为“行政副院长”，但蒋介石坚持选用王云五，最终引发了一场争斗。尽管陈诚一度妥协，但蒋介石依然心生怀疑，认为陈诚心不甘情不愿。陈诚曾自感身处困境，不禁叹息：“常感如能死在总统之前是幸福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蒋介石开始对陈诚心生疑虑，尤其是在蒋经国崭露头角之际。陈诚与蒋经国的矛盾也时有发生。陈诚常因健康问题与蒋经国发生冲突，甚至有医师回忆称，陈诚由于肝病，情绪易怒，不仅与“台湾省主席”吴国祯产生摩擦，甚至对蒋经国也不留情面。随着陈诚的地位逐渐式微，他意识到自己在蒋介石眼中的地位已不再牢固，于是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长”一职。

陈诚的辞职为蒋介石提供了新的选择，他决定让严家淦接替陈诚的位置。严家淦，字静波，性格温和，权力欲望不大，不参与派系斗争，显得极为圆滑。与陈诚不同，严家淦没有强大的派系背景，且历来以技术官僚身份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发挥作用。虽然他在党内的地位不高，且资历不如陈诚，但他以低调务实的作风，成功获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严家淦担任“行政院长”后，迅速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清楚自己只是为了过渡而存在，并为蒋经国的接班做好铺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蒋经国开始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先后掌控了情报系统、军队等关键部门，并且在1964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便成为“国防部部长”。此时的蒋经国，逐渐具备了独立运作的能力。

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蒋介石内心复杂，既有失去得力助手的悲伤，又有蒋经国接班路上最大障碍消失的喜悦。陈诚的去世，令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趁机在1966年将严家淦任命为“副总统”，并让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严家淦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过渡人物，他与蒋经国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

1972年，蒋介石已经86岁，健康状况日益衰退，实权逐渐移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开始逐步接管台湾的政务，严家淦则继续以副总统身份配合。到了1975年，蒋介石弥留之际，虽然心中依旧有些许不安，但大部分事务已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接任“总统”一职的时机已然成熟。

严家淦在三年的过渡期内，完全配合蒋经国的工作，表面上仍然是副总统，但实质上他是蒋经国的有力支持者。到了任期结束后，严家淦主动辞去“副总统”职务，并强烈推荐蒋经国接任，最终蒋经国顺利当选“总统”，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严家淦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过渡者，更是蒋介石与蒋经国之间权力交替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圆滑和低调，使得这一过程得以平稳过渡，而蒋经国的成功接班也为台湾的政治格局注入了新的动力。严家淦在1988年去世，享年78岁，蒋经国则在1988年去世，享年78岁，两位政治人物的命运也随之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