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存在到底是否确凿？答案是明确的，夏朝确实存在。尽管目前所掌握的最早关于“夏朝”的直接书面证据皆源于西周时期，但在周朝的古籍中，周王室的上层贵族们常常以夏朝的灭亡为借鉴，以此互相激励。这种现象说明，夏朝在商朝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广泛共识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周人是为了推翻商朝的统治而捏造出夏朝的概念，意在误导殷商余民，那么这样的谎言是不可能在上层贵族之间流传的。因此这表明，夏朝的存在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然而，自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采取新兴的观点，运用西方的文明起源标准，对夏朝的存在展开辩论，甚至得出了它是虚构的结论。然而，在此之前，夏朝的存在并没有受到质疑。

为了解释夏朝的存在，考古学家们进行了积极探索。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带领团队在河南西部展开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这项工作不仅揭示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存在，还将早在1952年于河南登封王村遗址发现的未知文化类型纳入了这一研究，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释放出大量的考古信息，尤其是位于核心地带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该处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要交通网络、大型宫殿建筑群，以及最早的青铜礼器、武器和绿松石器作坊，表明这里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社会整合的重要表现。

在历史文化的扩展上，二里头文化并非局限于二里头一带，而是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这一现象形成了与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邦国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色。山西晋南的陶寺遗址通常被看作是尧舜时期的文化遗存，虽然也发现了大规模的城址和宫殿，但是地域上则相对集中，没有像二里头那样展现跨地域的文化传播。

这种考古学上的显著差异，不禁让人联想到史书记载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尧舜时代依旧是天下万邦，夏朝则标志着广域王权的建立。换句话说，陶寺时代的文化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中心，而夏朝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为已建立中央集权的朝代。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地层关系分析可知，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早期之间，这样便于我们理解在尧舜时代与商朝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核心影像力的政权。在时空上来看，这正是文献记载所提及的夏朝，除了“夏朝”外，无论如何也难以推选出更适合与二里头文化相契合的政权。

然而，自从1952年初次发现二里头文化以来，历时整整70年，仍未在考古和文献中建立起夏朝与二里头之间绝对的、直接的联系。尽管有学者将二里头视为夏朝都城的遗址，但这种说法依然主要存在于学术讨论中。在考古界内，甚至有些专家对此持有质疑态度，例如曾任社科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教授许宏就反对将二里头遗址与“夏都”直接相联系。

不仅仅是学术界的多元看法，国家层面上也对此持谨慎态度。当国家文物局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项目中明确表示建议博物馆名称中不应使用“夏都”这一称号时，也显现出对命名的严谨与考虑。毕竟有一种可能性是，夏人自己并未称自己的朝代为“夏朝”，如果之后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自证性的称谓，那么当初的命名又该如何处理？

另一方面，经过70年考古学的发展，二里头遗址中出现了不少颠覆性的发现。例如，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而二里头遗址的都邑状态始于第二期，其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的上限也不早于公元前1680年。而且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遗存之间并非线性承接，众多第一期中没有的器物在第二期却首次出现。

此外，二里头在洛阳盆地的出现是极具突然性的，并不源于早先河南龙山文化的延续，而二里头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来源仅止于较低的日用陶器及小型墓葬习俗。更具颠覆性的发现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数十年时间内，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之间关系松散，频繁的冲突发生，根本没有明显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这就使得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中晚期的都邑的可能性更显合理，毕竟即使后来的商朝也曾多次迁都，而在生存环境相对不佳的夏人中，因逃避灾害而频繁迁都也是不难理解的。

尽管如此，如果二里头确实是夏朝中晚期的统治中心，那么“夏朝”的概念亦只能被称为是一个不完整的形式，另一半的夏朝又在何处呢？无论文献如何记载，夏朝的起始年代一般都指向公元前2000年前后，而与二里头的确立则存在着近300年的时间差，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已经明确二里头的存在，对于夏朝前期的都邑仍未有确切发现。

拜托传世文献的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目前均未能找到反映夏王朝前半期的广域文化辐射现象。实际上，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及夏朝早期历史的讨论由来已久。而夏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本质并不仅仅是夏后氏这个群体创造的文化遗存，更是夏王朝时期所有受到其统治的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表现。

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其内包含了洛阳盆地的龙山文化元素，以及晋南地区的东下冯文化成分，甚至可以看到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及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这样的文化汇聚现象反而证明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广域王权的政治中心。当然，无论文字的发现与否，都不妨碍这一结论。然而，在二里头出现之前的中原地区，依旧未曾展现出文化汇聚的现象。不论是被称为“夏墟”的晋南区域，还是二里头所处的洛阳盆地，考古的发现依然是小邦林立，伴随着大量的武器、城址和杀殉现象，显示出这一时期仍是各自为战的文明前夜，跨越血缘界限的中心聚落尚未形成。这一事实说明，大禹和启所建立的夏朝依旧保留着浓重的部落联盟特征，其实质是由尧舜时代的酋邦文明自然演进而来的，向更高级的国家文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无法用简单的瞬间更替来概括。

历史和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早期同样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左传》中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说明，东夷部落的后羿能很轻易地借由迁徙而取代太康的统治，以及少康放弃其地位、逃入他族的经历，均展示出在夏王朝初期，依然保持部落联盟的性质，而此时的夏朝仍是一个名义上的联盟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