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与李自成，无疑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赫赫有名的领袖，他们分别在四川和西安建立了大西和大顺政权。可是，随着清军入关，两位曾风头无二的领袖都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遭遇了致命打击，分别在1645年与1646年壮烈牺牲。尽管他们各自的队伍中都拥有数十万的精锐力量，曾经的大顺军实力一度强过大西军，但在他们离世后，大西军余部却迅速崛起，远远超过了大顺军的余部。

进入1647年，大西军的余部在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的带领下，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反击。他们从四川、贵州一带出发，深入云南，成功镇压了当地土司的叛乱，并以此为据点进一步积蓄力量。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后，大西军余部出滇抗清，重新夺回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控制权。特别是李定国，他击败了清朝的两位亲王——定南王孔有德与敬谨亲王尼堪，堪称英雄。可以说，正是大西军余部的强大努力，才让南明的永历朝廷得以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勉力维持。

然而，与大西军的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顺军的余部尽管有着李自成亲信将领李过、高一功等名将的支持，但他们的成就却始终难以与大西军相提并论。大顺军的西路军被重新编成了“忠贞营”，试图联合南明共同抗清。然而，由于受到地方督抚如何腾蛟等的歧视，忠贞营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缺乏足够的粮草，且没有友军合作，最终也未能获得任何显著的胜利。另一支东路军则转战夔东地区，成了游击队。尽管“夔东十三家”顽强抗清，但他们的力量仅限于牵制作用，难以扭转局势。

那么，为什么在李自成与张献忠相继牺牲之后，大顺军的余部却远不如大西军的余部强大呢？

首先，大西军余部能取得成功，源于其统一的领导核心。而大顺军余部却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张献忠身后，四大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迅速站稳了军中领导位置，他们公推孙可望为盟主，大家一起商议未来发展，确保了军队的稳定与团结。最终，在孙可望等人的决定下，大西军余部成功地向云南迁移，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相较之下，李自成去世后，大顺军未能找到一个能够统一军心的核心人物。由于一些中低级将领逐渐壮大，直接掌控军队的高级将领反而逐渐被架空，导致军队指挥体系混乱，内部矛盾不断。最终，整个大顺军余部陷入了分裂的局面，缺乏有效的合作和协调。

其次，大西军有着相对稳定的后方，而大顺军则面临没有立足之地的困境。大西军在云南稳扎稳打，通过孙可望的治国能力，恢复了当地的经济，并将云南建设成了一个相对和平的“世外桃源”。这一地区不仅粮草丰富，兵员也得到了补充。而大顺军余部的兵力则分布在河南、湖北等地方，受困于清军和南明的夹击，他们在这些地方既无法打败清军，又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最终只能依附于南明政权，丧失了独立性。

最后，大西军余部在南明的历史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大顺军则是被动地接受南明的领导。当大西军余部在云南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后，孙可望决定联明抗清。而南明的永历朝廷此时已经四面楚歌，失去了广东、广西等大部分地区，他们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政权。在这样的局势下，孙可望顺势与南明联合，凭借自己的实力迅速占据了抗清的主动权，而永历皇帝和朝中的一些顽固大臣们，也只能屈服于他强大的实力。

与之相反，当大顺军余部试图联合南明时，南明的疆域尚存福建、湖北、湖南以南的大片土地。尽管大顺军依然保持一定的战力，但他们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南明朝廷中的许多实力派大臣对大顺军余部始终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农民起义背景，许多人始终不信任他们，最终导致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大西军余部在南明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了抗清战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