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到曾国藩，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本脍炙人口的《曾国藩家书》，这本书几乎成了他谋略的代名词。然而，单单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曾国藩的深谋远虑，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这些家书中的很多篇章，反映的更多的是曾国藩内心的无奈与悲哀，甚至可以说，这些家书同样是一种历史的记载，记录了他在权力斗争和复杂局势中的矛盾与挣扎。

喧嚣的“清流派”

很多人或许会好奇：曾国藩不是在晚年死于郁郁而终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胸怀宽广的人，究竟有什么无法释怀的事情呢？是否是因为一度的失败？或者与李鸿章的权力争斗？其实，都不是。真正让曾国藩感到窒息的，正是那群几乎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们。这些士人群体被称作“清流派”。

“清流派”即所谓的“言官”，这些人多是翰林、御史、学士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首先，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声望；其次，他们自诩为“名士”，并坚守着传统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再者，很多人因为官场的不顺而利用言辞激烈、惊人之言来引起朝廷注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言论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后果，因为朝廷设立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无所顾忌地谏言或弹劾，无需为言辞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力量几乎就是凭借“嘴巴”打天下。

“清流”背后的推手

尽管这些人表面上是在捍卫传统、为国家发声，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并不完全是出于“忠诚”。事实上，清流派在晚清朝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对当时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咸丰死后，董元醇便是第一个提出“垂帘听政”建议的人；再比如蔡寿祺，他在清流派的帮助下，成功扳倒了恭亲王奕时。这些“清流派”成员虽然职务低微，却敢于直言不讳，对朝政事务指手画脚，甚至不惜冒犯权贵。他们为什么敢如此放肆？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朝廷良心”的使命；另一方面，这些言官背后有着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慈禧太后。实际上，清流派很大程度上是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特意培养和提拔的一批人。通过他们，慈禧能够削弱曾国藩等政敌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这些人偶尔会出现“义正言辞”的高光时刻，但整体来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慈禧扫清障碍。

曾国藩的三次冲击

那么，这些“清流派”对曾国藩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呢？实际上，曾国藩在一生中遭遇了三次直接来自“清流派”的重大挑战。每一次冲击都对他的声誉和仕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太平天国

1864年，当湘军攻占天京，朝堂上立刻响起了对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弹劾声浪，原因之一是曾国荃指挥屠城，另一点则是天京宝藏丢失。作为第一批进入天京的曾国荃，迅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曾国藩心知肚明，这场弹劾实际上是在“杀鸡儆猴”，因此他迅速解散了湘军，并亲自为弟弟递上辞呈，以此平息了外界的质疑。但尽管如此，曾国藩在此事中没有进行任何辩解，因为他深知越辩解越麻烦，更清楚清流派背后的幕后推手。

二：捻军

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捻军的崛起让曾国藩再次身陷困境。由于湘军已解散，而且慈禧开始提拔李鸿章来制约曾国藩，他被迫领导的军队中，淮军的比例较大，而这些淮军完全听命于李鸿章。曾国藩的局面可想而知，尴尬之极。就在此时，曾国荃又惹出了麻烦，引起了“清流派”的不满。曾国荃不顾后果，参奏了湖广总督官文。官文虽没有强大的背景，但却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还是慈禧安插在湖广的“耳目”。这使得曾国荃的行为引发了更大的风波，清流派纷纷上奏弹劾曾国藩，指责他“督师无功”，甚至有言辞极为严厉的“罪不容诛”。曾国藩最终不得不从剿捻战场上撤退，退出了这场他并不愿意放弃的战争。

三：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是一起震惊中外的事件。由于民众反对天主教会的非法行为，暴力冲突导致数十人丧命。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在对外处理时表现出极大的妥协，而对内则进行了镇压，甚至牵连到了天津的知府和知县。然而，作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却在这个事件中成为了替罪羊。尽管慈禧指责他未能有效处理教案，但实际上，事件的处理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力可决定。他的责任被放大，舆论也在清流派的推动下，变得愈加对他不利。曾国藩最终因这一事件被迫辞去直隶总督之职，调任两江总督。

尾声：曾国藩的悲哀

在中国古代有个成语故事叫做“三人成虎”，它告诉我们，当足够多人开始传播某个消息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晚清的历史证明，在“清流派”的推动下，这种“人言可畏”的情况早已不再需要三个人的努力，只需要一个言官和一张嘴，就能引发风暴。而这些言官背后，正是慈禧的权力支持。

曾国藩对此有过深刻的反思，他曾在家书中写道：“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人劫持，凡一事兴作，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他深知士人对于政治的操控力，但即便如此，他在生命的最后依然未敢公开指出那些“孱弱君主”的罪责。尽管他认识到了清流派的幕后操作，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曾国藩未能有机会揭露这一切。

曾国藩的死是否算是“善终”？或许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早死三年是完人”，这不仅是对他的历史评价，也许是对那个充满权谋与牺牲的晚清时代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