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寒冬的一个深夜，哈尔滨中央大街被大雪覆盖。一队黑色制服的身影在寂静中穿行，皮鞋踏在结冰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们停在了一栋俄式公寓前，为首者做了个手势，身后的警察立即散开包围了建筑。

随着一声踹门巨响，公寓内传出惊呼与打斗声。不消一刻钟，几名被反绑双手的男子被推搡出来，脸上带着血痕。一名身着警正制服、肩章缀着大型梅花星章的日本人满意地点头，用日语对副手说：“把这些反满分子送到矫正院，让他们知道对抗帝国的代价。”

这就是伪满洲国警察，一支在日寇刺刀阴影下建立的特务暴力机器。他们表面上维持“治安”，实则用同胞的鲜血染红自己的肩章；他们口喊“民族协和”，却将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百姓。

在1932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间，超过十万名伪警察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最忠实的爪牙，在东北大地上书写了最黑暗的一章。

人们疑惑为何伪满警察比日军还要卖命欺压同胞？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表面上是“独立国家”，实则所有权力都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在关东军的蓝图中，警察系统是控制这片土地的核心工具。短短三个月内，警务司作为最高警察机关在伪民政部挂牌成立。其下设置的总务科、特务科、外事科、保安科及督察官室、侦缉室（4科2室），如同一只毒蛛伸出的触角，编织起覆盖全东北的控制网络。

到1932年6月，连“新京”（长春）也设立了专门的首都警察厅，标志着警察国家架构初具雏形。这个系统从诞生之初就流淌着日本的血液。首任警务司长甘粕正彦是日本宪兵出身，曾参与谋杀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恶行。他上任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警察机构的主官全部替换为日本人。

在哈尔滨警察厅，80名日籍警察虽仅占全员3%，却垄断了所有关键岗位——特务科长、保安主任、审讯专员。中国警察即便侥幸担任正职，也被担任副职的日本人紧紧钳制，任何决策必须获得日本顾问首肯。

日本人对伪满警察的控制远不止于高层。他们专门从外务省警察部队抽调“精英干员”担任“指导官”，安插到各级伪警察机构。这些“指导官”权力极大，在警署内说一不二，同时又是训练有素的反游击专家。

伪满警察的制服堪称殖民权力的视觉宣言。冬季黑色呢料制服配大檐帽，夏季草黄色薄款，立领对襟上五颗金色纽扣熠熠生辉。最显眼的当属肩章：警士缀一枚梅花星章，警长两枚，警尉补加金线一条缀一星，层层递进直至警正的满地金肩章配大型梅花徽章。这些梅花徽章包裹着伪满“国旗”上的红蓝白黑四色，却掩盖不了其效忠日本的事实。

193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抚顺警务处的日系警察配合守备队，以“剿匪”为名将三千村民驱赶至山谷。随着指挥刀挥下，机枪喷出火舌，幸存者被刺刀捅死，连孕妇都未能幸免。事后警察封锁现场，数月禁止收尸，任由野狗啃噬残骸。而主导惨案的警务指导官吉川，三个月后竟升任奉天警务厅长。

在伪满警察系统中，卖命者往往获得丰厚回报。一位曾在哈尔滨、长春经商的商人回忆，他与两地伪满警察厅上层“称兄道弟”，但每次都需要“花大钱铺路子”。

伪满警察厅长的胃口极大，“张口就要八千到一万大洋”，而且“价码越来越大”。有时即使给了钱也办不成事，商人们却敢怒不敢言。

1938年秋，长春一家贸易公司通过日本商人关系搞到一批日本花布，虽获关东军司令部默许，却被长春伪满警察厅长暗中阻挠。厅长诬指货物为走私品，抓人扣货，直到公司送去两万大洋才罢休。

升官发财的诱惑使许多伪满警察变得比日本人更凶残。在长春，百姓若说自己是“中国人”，会被扣上“思想犯”帽子逮捕甚至枪毙；偷偷吃一口大米，就被当作“经济犯”抓去当劳工。

这种残暴有组织的支撑。哈尔滨警察厅内设有专门审讯室，发明了金刑、木刑、水刑、火刑、土刑五种酷刑。特务警察在全城布下13个常设据点和36个秘密联络点，仅南岗警察署特务主任就掌管40多名密探。

伪满警察系统中还有一批特殊成员——俄奸。1932年后，约8000名失业俄侨在东北北部挣扎求生，其中一部分沦为日本人的爪牙。

日本人特别青睐俄侨警察，他们认为：“中国警察总是跟中国游击队或土匪勾结在一起，因而是比较危险的。俄侨充任的警察能够比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俄奸的三大主要活动包括：在伪满和苏联境内进行反苏宣传；参加伪满军队和警察；渗透苏联从事破坏活动。日本情报机关甚至精心设计宣传策略：通过满洲人和朝鲜人进行口头宣传，“自然而然地影响俄国人”。

这些俄奸的命运大多悲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俄奸头目罗扎耶夫斯基逃往天津，写信向斯大林“忏悔”后自首，1946年8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伪满警察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直接参与围剿抗日力量。1940年12月8日，一支伪满警察讨伐队在图佳线鹿道站西南小湾沟发现抗联将领陈翰章的小部队。激战后，陈翰章等五人牺牲，五人被捕。

陈翰章的头颅被日伪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伪满首都新京的“大陆科学院”。这位满族抗日英雄牺牲时年仅27岁。

伪满警察的“战功”远不止此。在关东军宪兵工作班的领导下，由宪兵、特务、抗联叛徒组成的讨伐队，通过烧林搜山、捣毁秘营、分化瓦解、悬赏暗杀等手段，将抗联第一路军逼入绝境。

叛徒的破坏力巨大——他们策反了抗联第一路军军需部长全光，指使叛徒杀害第一方面军司令曹亚范和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在“野副大讨伐”中，抗联第一路军牺牲1000余人，包括副司令魏拯民、第二方面军司令陈翰章等高级将领。

1938年成立的珲春国境警察队沿中苏边界建起三道封锁线：第一道电网高2.5米，通有高压电；第二道壕沟深3米，宽5米；第三道由警察哨所密布。农民王福生因捡柴靠近边界，被当作“苏谍”抓捕。在警察队地牢里，他目睹十几名“越境者”被狼狗撕咬致死。事后警察轻描淡写：“国境神圣，死几个可疑分子算什么？”

1938年沈阳火车站，警护队员山本发现一名旅客携带《论持久战》小册子，立即将其全家扣留。严刑拷打后仍无“通共”证据，男人仍被送往矫正院，妻子被迫成为“慰安妇”。而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南满铁路沿线发生——铁路警护队1941年报告自夸：全年处理“可疑分子”2.3万人，“确保了战略运输畅通”。

1943年秋收季，五常县农民老李藏了半袋小米给孩子熬粥，被经济警察查获后当场打断肋骨，五亩待收庄稼被充作“战时特别税”。而搜刮的粮食堆积在车站，一列列运往日本——仅1942年，就有500万吨粮食以“出荷”名义被掠夺。

伪满警察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1941年春节前夕，滦平县警察科副科长陈启明买来100斤猪肉分给手下。巡逻日军闻讯赶来抢夺，当时还剩6斤未分发。

司务长朱默文切下一半给日军，但日军要全部拿走。争执中朱默文被打伤，情急之下他开枪打伤一名日本宪兵。陈启明为保护弟兄，安排参与冲突者投奔与抗联关系密切的李兽医。

当日军桥本少佐前来问罪时，陈启明暗示：若此事被少佐的死对头关直熊知道，少佐将吃不了兜着走。桥本只得作罢。此后陈启明暗中帮助抗联提供武器，最终率整个警察科携带全部武器集体投奔抗联。

三斤猪肉引发的起义成为伪满警察系统内部矛盾爆发的生动写照。它揭示了在表面的合作下，压迫与反抗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作为伪满洲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溥仪的处境最能体现傀儡政权的本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位末代皇帝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不会扣扣子、系鞋带。

他的怪癖也令人啼笑皆非：发现澡堂池子里有人，就坚决不洗澡；用纸包住门柄才开门；别人打苍蝇他开窗放生，因为认为“杀生是一种罪过”。

傀儡生涯的烙印深刻而屈辱。面对掌握实权的吉冈安直，溥仪毫无尊严可言。吉冈竟敢当面宣称“皇军就是陛下的父亲”，而溥仪只能点头称是。积压的怒火使他经常拿手下人出气，发脾气时“身边的人吓得都想钻到地铺下躲起来”。

这种扭曲的权力关系从上至下渗透整个伪满政权体系。皇帝尚且如此，伪满警察对日本主子的卑躬屈膝和对同胞的凶残暴虐，成为殖民统治下人性的双重异化。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满洲发动进攻，伪满警察的末日随之来临。

1946年东京审判法庭上，溥仪连续八天指证关东军罪行，当被问及伪警察暴行时，他低头承认：“警务司长都是日本人，我连任命一个警尉补的权力都没有。”而在沈阳审判中，前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长沟口嘉夫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他哀求：“我只是执行命令……”枪声响起，这句辩解与他的罪恶一同湮灭。

伪满警察的梅花肩章早已锈蚀在历史尘埃里，再精致的徽章也终成耻辱烙印。十四年间，十余万伪警察用服从换权力，最终与日本主子一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留下白山黑水间永不磨灭的伤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