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拂晓，懋功达维镇的一间简陋土房中，徐向前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电报：“报告徐总指挥！李先念部已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听到这个报告，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毫不犹豫地在作战地图上重重圈出一个红点。这一标记，不仅揭开了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的序幕，也让李先念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当李先念骑马来到抚边村时，毛泽东早已站在木栅栏前等候。他凝视着这位眼神坚定、身穿沾满硝烟的军装、显得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突然笑着转向周恩来，说道：“怪不得徐总指挥总说他的部下像猛虎下山，这不就是头小老虎吗？”这段李先念后来常常回忆的场景，不仅展现了毛泽东对他的赞赏，也印证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少年英雄”四字评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在握住李先念那满是老茧的双手时，还细心地问起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理论学习情况。

如果毛泽东的肯定是李先念军事生涯的转折点，那么徐向前的言传身教便为他奠定了成为卓越将领的根基。1929年深秋，李先念刚参军时，在大别山的战斗中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留着短须的指挥官。每当夜晚宿营，徐向前总会拿出从战场上缴获的军事教材，在篝火旁为年轻战士们讲解战术。有一次，在讨论夜战时，徐向前用几颗石子摆出战术阵型，生动地说：“看，咱们老家抓黄鼠狼，先用正面佯攻，再从侧面包抄！”这一通接地气的比喻，使李先念深刻理解了运动战的精髓。

到了1933年，川陕反围剿战役的生死关头，徐向前提出了“反客为主”的战略，这一方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就在会议上众人质疑时，李先念突然起身拍案而起：“如果连总指挥的方案都不能信任，那我们还能信谁？”这一细节后来被徐向前写入回忆录，称李先念既展现了年轻人的锐气，又保持了革命者的清醒。这种肝胆相照的信任，让他们在空山坝战役中创造了三天歼敌七个团的奇迹。令人意外的是，当敌军指挥部被攻占时，参谋们竟在文件柜里发现了徐向前早年的战术笔记，原来敌人也在学习这位“布衣元帅”的战术。

抗战时期，徐向前和李先念因各自的任务分道扬镳，但两人依然心心相印。1944年秋，李先念接到南下开辟根据地的命令，临行前徐向前送给他一本《孙子兵法》，并在扉页写下：“打仗要学孙武子，治军当如岳家军。”这本被翻得破旧的兵书，跟随李先念战斗多年，直到1946年中原突围时，这本书才在紧急转移中遗失。然而书中的批注精华早已在李先念心中生根发芽，深刻影响了他指挥每一场战役。

1949年，李先念回到武汉主政，面对积压如山的财政报表，这位曾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领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陈云来武汉视察时，特意带着李先念走访了三镇的码头，指着川流不息的货船说：“经济工作就像搭积木，得先找到最稳的那块基石。”这番话让李先念恍若顿悟，立刻组织专班清理物资库存，成功地在短短两个月内稳定了物价。这时，李先念运用了军事上的“集中优势兵力”理论，成功转化为经济上的“重点突破”策略，建立了武汉的国营商业网络。

1954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长江特大洪水，李先念展现了过人的应变能力。当陈云询问抗灾物资调配情况时，李先念简洁而精确地答道：“武汉现有麻袋十二万条，沙石料储备……”这种以战场思维精准调配资源的能力，源自徐向前的传授。后来，在制定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李先念提出的“三三制”储备方案（即三分之一用于战备、三分之一用于周转、三分之一用于民生）成为应急管理的经典。

1987年冬，徐向前在病榻上紧握李先念的手，回忆起当年在空山坝吃红苕饭的情景时，李先念的眼眶湿润了，轻轻点头。两位战友心照不宣，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告别。三年后，徐向前去世时，他的遗嘱中写明要将骨灰撒向曾经战斗过的山河。李先念在追悼会上轻声低语：“总指挥这是要永远守着咱们的战场啊。”话音未落，泪水已湿透了他的白花。

从大别山的一个普通篾匠，到新中国的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用六十年的奋斗生涯诠释了什么叫“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女每月亲自去粮店购买米，因为他认为：“要永远记住老百姓的饭碗有多重。”在审定三峡工程方案时，他坚决要求查看每座移民新村的规划图。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正是他军事家缜密思维与经济师务实作风的体现。正如他晚年对秘书所说：“徐老师教我百战不殆，陈老师教我未雨绸缪，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