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罪人。”周恩来总理，这位一直以温文尔雅著称的领导人，罕见地对一人做出了如此决绝的评价。此人不仅没有获得新中国的宽容，甚至在投降时也被拒绝接纳。然而，这位历史人物却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成了风头最劲的人物，并且载入史册，成为焦点人物。

当何应钦在97岁时辞世，台湾当局赞扬他为“英特之才，文韬武略的一生”。蒋经国在追悼辞中称他为“股肱元首，羽翼中枢”，这份褒扬反映了何应钦在台湾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两极化的评价体现了何应钦的复杂身份——他既是国民党一位举足轻重的将领，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何应钦的故事始于贵州这个贫困山村，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才智，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黄埔系”作为蒋的嫡系部队，与何应钦的关系密不可分。从“黄埔系”的崛起，到蒋介石掌权的过程中，何应钦扮演了关键角色。早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前，何应钦就已与蒋介石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24年，孙中山委托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何应钦应邀担任教务长。尽管关于引荐的具体过程有不同说法，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是其核心所在。何应钦与蒋介石相识于1909年，彼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正是他的学长。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段友谊在日后的政治风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黄埔军校的管理者之一，何应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负责制定教学大纲，并将日本士官学校的训练体系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领导才华在1925年镇压陈炯明叛乱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当时他带领教导团在棉湖一带与陈炯明的军阀部队展开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战斗。尽管教导团伤亡惨重，但他们以3000多人的兵力硬撼敌军2万精锐，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场战斗成为了黄埔军魂的重要象征，何应钦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右膀左臂。

然而，随着何应钦权力的增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蒋介石在北伐后期因桂系压力而首次下野时，何应钦选择了沉默。尽管蒋介石复职，但两人之间的信任裂痕已无法弥合。此后，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权威面前既依赖又心生猜忌，这种微妙的关系贯穿了他的一生。

1945年9月9日，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内，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身着整齐的陆军上将制服，坐在受降席上，面前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来的投降书。此时，何应钦65岁，他微微欠身，接过这份标志着中国命运转折的文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仅是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转折，也是何应钦个人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事实上，蒋介石为何选择何应钦作为代表，背后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蒋清楚，谁来代表接受日本投降将会受到全球关注，而何应钦始终是蒋的忠实支持者，并且坚决反共、排斥异己。何应钦在革命初期曾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他支持工农运动，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并赢得了师生的尊敬。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与蒋介石的合作越发紧密，尤其是在反共立场上，走得越来越远。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受到他与日本的妥协影响。1933年到1935年间，何应钦与日本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牺牲了中国的部分主权。这些妥协帮助蒋介石集中力量处理南方和西北的局势，但也加深了何应钦亲日的形象。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何应钦一度企图通过武力取代蒋介石，但最终未能成功，事后他只能更加依赖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应钦的行为更是引发了争议。他被视为亲日派人物，尤其是在1941年，他策划了对新四军的进攻，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事件令他成为周恩来口中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尽管如此，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关系依然紧密。即使在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何应钦依然是蒋的重要支持者。1945年9月9日，何应钦代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这一历史瞬间永载史册。然而，他在受降仪式上的过度礼遇以及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庇护，也为他的历史评价留下了污点。

战后，何应钦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他曾任国防部长，但在内战期间提出的“总体战”计划并未奏效。最终，在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何应钦被彻底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甚至在1952年后不再出现在国民党的领导层中。

退居民间后的何应钦投身于台日关系的推动，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公益慈善事业，直到1987年去世。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