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9月，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全国的军队进行整编。在这一时期，蒋介石所领导的第一集团军被分编成六个师，其中曹万顺所指挥的第11师是早期投诚于北伐的部队，不完全属于蒋介石的亲信阵营。为了加强自己的控制，蒋介石任命了黄埔系的陈诚为第11师的副师长。刚开始，陈诚心中不免有些不悦，毕竟在北伐期间，他已经担任了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指挥的兵力甚至超过了一个军，这样一个职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蒋介石亲自与他交谈，解释了这一任命的意义，最终陈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职位。

陈诚上任后，迅速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班底安插进了第11师，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然而，蒋桂战争爆发后，由于曹万顺在处理战争局势时显得失当，蒋介石决定将他调任为新编第一师的师长，而陈诚则升任为第11师的师长。在担任副师长期间，陈诚通过大量安插黄埔系的毕业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其中也有少数人并不完全听命于陈诚，尤其是当时第11师31旅的旅长桂永清和该旅61团团长关麟征。

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并不完全认同陈诚的领导，比如关麟征在私下里就曾质疑陈诚的能力，认为陈诚并不比曹万顺更出色，甚至觉得陈诚的做法更为阴险。桂永清则因未能如愿将心仪的副旅长邱清泉推举上位，心情不佳，对陈诚的领导亦心存不满。陈诚对这些反感自己的黄埔系军官十分清楚，但他并不急于表现出来，反而巧妙地利用这些不满，逐步将桂永清从第11师中排挤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派黄埔一期的杜从戎担任第11师31旅的副旅长，这一任命让桂永清非常不满。桂永清原本打算向蒋介石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他并没有亲自去找蒋介石，而是选择了将压力转交给陈诚，希望陈诚出面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陈诚虽然明白这一任命的背后暗含着蒋介石安抚黄埔系的意图，但他也看准了这个机会，决定借此排挤桂永清。因此，陈诚支持桂永清的报告，试图让蒋介石撤回杜从戎的任命。

然而，桂永清的这份报告一递交，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蒋介石对任何挑战自己权威的人毫不容忍，桂永清的报告令蒋介石大为震怒，甚至命令桂永清站在他办公室外面数小时，最终给了桂永清两个耳光。回到31旅时，桂永清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职位，而杜从戎则被任命为31旅的旅长。这一系列风波也让蒋介石对桂永清产生了不满，最终决定将他调离，送往德国留学。

杜从戎作为新任旅长，虽然经历了波折，但他的经历远不止于此。杜从戎是黄埔军校的一名杰出毕业生，他的军事生涯起点非常高。早年，他便参加了多次东征，屡次获得战功，逐步晋升为上校党代表。1926年，杜从戎赴苏联考察，并在中山大学深造，学成后便回到国民政府工作，担任黄埔六期的训练负责人。然而，他并未像其他黄埔军官那样全力巴结蒋介石，而是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最终选择了政治投机，转而支持冯玉祥。

杜从戎的政治投机未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蒋介石复职后迅速将北方的军阀统一，杜从戎原本的政治局势也随之变化。他曾试图恢复自己的职位，但蒋介石对于曾背叛过自己的黄埔系将领并不容忍，甚至在“悔过书”上写明“除杜从戎外，一律照准”，杜从戎因此未能如愿。然而，杜从戎并未放弃，在多次失败后，终于通过桂永清一事被调任为31旅的副旅长，虽是上校军衔，但这一任命仍算是蒋介石对他的一种“惩戒与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杜从戎最终再度失势，并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被调离，尽管他多次试图恢复自己的职位，但都未能如愿。1930年代，杜从戎因参与反蒋活动而再次失宠，最终他被安排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但一直未再掌握实权。杜从戎的人生充满了波折，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成为了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直到1979年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