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是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五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即1940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寿辰的“祝词”中所说的，很受青年人欢迎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此五位长者经历非凡，是全党学习的杰出楷模。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自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凌之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如何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我中华重新振兴呢？对此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上下求索，探寻中华振兴之道，而“延安五老”就是其中的艰辛探索者。他们大都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年长者。如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谢觉哉出生于1884年。自步入社会以来，他们历经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等。特别是在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实现救国救民的根本问题上，“延安五老”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振兴中华的艰辛探索。如1941年吴玉章回忆道：“我是经过了变法维新、排满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主革命而言，“延安五老”的艰辛探索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国甲午战败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突出地体现为，同情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面对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腐败无能，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延安五老”，以切实行动投身于挽救民族危机之中，尤其是对维新变法深表同情和支持。正如徐特立后来回忆，在其青年时期，遇到维新变法失败，作为“康梁的信徒”，自己受到“非常大的刺激”。吴玉章更认为自己是戊戌变法“新政的宣传者”。此时的“延安五老”都同情支持维新变法，企盼通过改良使中华再次振兴。

第二阶段，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突出地体现为，坚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乃至后来的北洋政府皆腐败无能，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延安五老”正值青壮年时期，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国救民为首要目标，纷纷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留学日本的吴玉章，首先加入同盟会，助力辛亥革命，并“以革命必胜的自信心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林伯渠也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中华革命党，致力于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后的董必武则以不惧牺牲的勇敢行动，直接投身于武昌起义的推进中。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突出地体现为，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延安五老”在深入探求中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改造中国的新的领导力量，找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他们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跨越。正如朱德对徐特立评价所言，在几经选择中，最终“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其他几位也相继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董必武作为党的“一大”代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他们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延安五老”的非凡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缩影。历史证明，他们以其卓越贡献和不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伟大事业的杰出楷模。

第一，“延安五老”是把握历史大势、实现与时俱进的杰出楷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在改造世界中，只要把握历史规律及其发展大势，做到顺势而为，我们就能更好地前进。在对十月革命伟大事件的探究中，“延安五老”率先觉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洞见了人类文明的新曙光。其中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就深入探究了十月革命与世界发展大势的内在关联，他们认定，十月革命“开世界革命的先河，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因而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曲折后，他们深入地探究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如吴玉章就认为，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强调“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正因如此，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誓做“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人”。

第二，“延安五老”是勇于自我批评、坚持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延安五老”之所以不忘使命担当，坚持与时俱进，其根本在于他们的内在动力强劲，特别是主观世界改造得彻底。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尝试。在此过程中，“延安五老”就着力反思自己的党性修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深入开展自我批评。其中徐特立在党的高干会议上，更是敢于自我亮剑，“对自己过去在思想上产生过，但不为别人所知的错误公开地进行自我暴露和剖析”。吴玉章也著文认为，“用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是锻炼我们自己力量以求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最好方法”。董必武更认为整风是一场“思想革命”。所有这些都表明，“延安五老”勇于自我批评，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强劲的内在动力，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展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

第三，“延安五老”是作风优良、人格高尚的杰出楷模。共产党人不仅要有真理力量，也要有人格力量。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延安五老”以党的优良作风，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力量。具体说来，主要是：其一，“延安五老”是言行一致的楷模。比如徐特立，既口能言之，又身能行之，是言行一致的革命家。对此在其六十诞辰之际毛泽东赞扬徐老：“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其二，“延安五老”是不惧艰难的楷模。在“延安五老”中，除一人因在境外为党工作，其余四人都历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考验，深知中国革命的伟大和艰难。对此朱德特别称赞徐特立等是“耐劳忍苦的模范”。其三，“延安五老”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楷模。1940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寿辰的“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特别是“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认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因而“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其四，“延安五老”是公而忘私、他而忘己的楷模。如何处理好公与私、他与己的关系，是检验共产党人党性觉悟尤其是道德人格的核心指标。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他与己的关系，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而在此方面，“延安五老”则作出了表率，成为全党的杰出楷模。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致信徐特立所言，与那些人相反，“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作者魏继昆 陈春兰 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