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宋希濂被任命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当时，蒋中正的嫡系部队中，能在如此年轻时就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屈指可数，仅胡宗南、关麟征等少数几位黄埔一期生也曾拥有过这样的机会。因此，蒋氏对宋希濂的重视不言而喻，赋予了他极高的信任和期望。

在远征军遭遇惨败之后，宋希濂主动请缨，向蒋中正提出，希望能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前往缅甸，支援远征军撤退。然而，这一请求最终被蒋中正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并非是对宋希濂的不信任，相反，蒋氏对宋希濂的能力深具信心。蒋中正担心远征军失利后，昆明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需派一位值得信赖的大将驻守，确保后方稳定。因此，宋希濂被保留在昆明，继续肩负重任。

事后来看，蒋中正的选择可以说并非完全错误。如果当时宋希濂率领部队去接应远征军，至少能够确保远征军的后路腊戌不被日军截断，这样一来，远征军就能避免因失去后勤支援而转向野人山，遭遇更大的伤亡。而宋希濂留守昆明，则有助于保卫这一战略要地，尤其是在随后的惠通桥之战中，宋希濂果断的部署直接挽救了局势，避免了昆明陷落。

如果从事后的推演来看，宋希濂若能够亲自率兵去接应远征军，或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然而，历史的变数使得这一切无法预见。当时，日军第56师团仅以一个小队的兵力进攻腊戌，并加上一个装甲车中队，整个部队人数不过两三千。但由于战场情报不准确，杜聿明误认为后方被切断，因此转向了野人山。而如果宋希濂能及时派兵南下支援，凭借南北夹击的战术，极有可能歼灭这支日军小队，改变整个战局。

但由于远征军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西南大后方陷入一片混乱，百姓和逃兵纷纷涌向滇缅公路，日军的虚张声势更是让防线崩溃，芒市、龙陵等重要据点相继被日军占领。宋希濂见此情形，急忙行动，决定不再等待重庆方面的指令，而是主动调集驻西昌的第36师，向云南祥云集结。

事后证明，宋希濂的果断行动极为关键。正是凭借他提前调动的第36师，稳定了惠通桥防线，遏制了日军的进一步推进。当第36师在祥云集结时，蒋中正终于打来电话，命令宋希濂派出部队赶往前线。这时，宋希濂如释重负，因为如果第36师仍然驻扎在西昌，即便依靠汽车运输，也无法及时赶到前线。而祥云的交通便利，让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然而，调动如此大规模的运输车辆成为了另一个难题。正当宋希濂愁眉不展时，滇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出现，主动为他提供了550辆卡车。这一消息让宋希濂如获至宝，因为不仅第36师可以迅速被运往前线，后勤补给、物资和弹药也能够一并送达，为即将到来的战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第36师作为宋希濂的心腹部队，曾随他征战淞沪、南京和武汉等地，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尽管老兵已不多，但部队的骨干力量依然坚强。果然，第36师的前锋106团刚到惠通桥北岸，就遭遇了日军的猛烈进攻。日军虽派出增援部队，但106团顽强抵抗，直到107团赶到，在李志鹏的指挥下，发起了背后夹击，最终击退了日军。

随着日军主力被击溃，宋希濂意识到，虽然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日军仍占据了怒江北岸的小高地。如果不立即清除这股残敌，日军有可能会再次发起进攻。于是，他决定集中第36师的力量，展开进攻。经过半天激战，这些残余的日军被彻底消灭，怒江防线得以稳固。

然而，重庆方面的情报判断却出现了重大错误。蒋中正认为日军的兵力只有两三千人，这一判断虽然在杜聿明撤退时是准确的，但在此时显然已经不成立。实际上，日军第56师团的主力已经向北移动，兵力已达2万人之多。得知这一情报后，蒋中正决定改变战略，命令宋希濂派兵反攻腾冲和龙陵，并准备迎接第5军的撤回。

宋希濂并未急于执行这一命令，而是保持谨慎。他先派出侦察部队，在怒江南岸进行探查。很快，他的部队发现日军的火力和兵力部署远超两三千人的水平，最终确认了日军的真实兵力。宋希濂将这一情报上报后，蒋中正才打消了之前的反攻计划。

为了确保部队的安全撤退，宋希濂采取了巧妙的策略，命令部队在撤退时频繁发起佯攻，成功迷惑了日军，保证了撤退过程的顺利进行。尽管战斗暂时平息，宋希濂知道，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中国军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随时应对未来的战斗。

然而，当宋希濂盘点自己手下的部队时，问题逐渐显现。11集团军的71军和第66军在远征军失利后已处于不利状态，尤其是第66军的表现堪忧。由于该军的官员无法有效指挥，导致了部队的溃散和纪律松弛。这一情况令宋希濂十分恼火。

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写信给蒋中正要求严惩第66军的指挥官张轸、刘伯龙和马维骥，并提出要彻底整顿该部队的管理。蒋中正最终批准了宋希濂的报告，并决定革职这些无能的军官。这一决定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有人指责宋希濂做法过于严厉，但更多的人认为，宋希濂此举不仅是为了整顿军纪，更是为了抗战的大局着想。

宋希濂的果断行为在军中赢得了广泛尊敬，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指挥官，更是一个有远见、敢于冒险的军事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