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发布了一篇题为《大人物真性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黄兴互相甩锅，手段都很高》的文章，并在“覃仕勇说史”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中提到，蔡锷曾在1912年1月12日致黎元洪的电报里，极力称赞袁世凯为“近代伟人”，并表示支持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袁世凯一旦掌权后，便陷入了对专制和独裁的热衷，导致了激烈的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

尽管如此，正如黄兴所说，国民党内部真正拥有坚定信念与远大抱负的有识之士并不多。许多大人物都在自顾自的小算盘中徘徊，彼此之间貌合神离，毫无实质性协作。这使得“二次革命”最终没能成功。革命的力量分散，未能统一起来，致使黄兴的理想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随着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孙中山倡导“急进”政策，认为应当迅速行动，争取尽早扭转局势；而黄兴则认为应当采取“缓进”策略，稳扎稳打。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提出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意图统一革命力量，实行对党内事务的完全控制。然而，这一做法引起了黄兴的强烈反感。他认为孙中山的做法过于以个人为主，缺乏对集体意志的尊重。为了避免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矛盾，黄兴选择暂时离开，前往欧美进行考察，给局势留下一段空隙。

当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了国民党原本掌握的七省，显得得意洋洋。他推出了所谓的“筹安会”，意图通过自我推举来实现称帝的野心。然而，李根源、李烈钧、陈炯明等国民党内的实权派人物并不认同孙中山的急进做法，他们倾向于与梁启超、蔡锷等进步派人物密切合作，并开始策划上层政治路线。除了试图拉拢冯国璋倒戈外，他们还试图动员地方军阀，如唐继尧和陆荣廷等，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在这个过程中，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们曾商议过多个方案，初时考虑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但又迅速改变了方向，提出推举唐继尧为总统。后来，他们甚至讨论了推举岑春煊作为大总统的可能性，企图通过他来团结各方力量。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的决策是推举蔡锷为大总统。当这个提案提交给梁启超时，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梁启超认为蔡锷的资历尚浅，无法驾驭大局，因此他提出了另一个备选方案——黎元洪。

黎元洪曾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被选为副总统，并且兼任湖北省督，这使得他接任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看起来是最为合适的选择。面对梁启超的提案，欧事研究会的其他成员表示了接受和服从。为了推进这一提案，梁启超和岑春煊决定派遣周善培前往日本与孙中山进行联络。

然而，孙中山对这些提案并不感兴趣。他坚定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党的统一，才能确保胜利后的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对梁启超等人的方案并不看重，尤其对推举黎元洪作为总统的提案，更是嗤之以鼻。他在回复周善培时显得十分冷淡，并在事后对梁启超、岑春煊和周善培作出了极其低的评价。对梁启超，他批评其“大言炎炎，空口说白话”；对岑春煊，他则认为其“见识极为愚昧”；而对周善培的评价更为严厉，认为他“昏庸无能，毫无政治头脑”。

在这一时期，黄兴依然是孙中山的得力战友，尽管他在革命过程中曾选择离开。黄兴于1914年7月抵达美国后，立刻高举反袁旗帜，开始在民间展开广泛的联合，准备与袁世凯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当他得知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并同意屈辱条款时，黄兴愤怒至极，发表了强烈的反袁声明。随即，他与蔡锷密切联络，决定从西南地区发起反袁武装起义。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捉弄英雄。1916年10月31日，黄兴不幸在美国突然去世，年仅42岁。孙中山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并亲自主持了黄兴的丧事活动，悼念这位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