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梓明

编者按：

1988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1926-2021），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尘封的档案里，发现并随即系统整理了《贝德士文献》——迄今批量最大、最完整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始文献。自此，章先生以学者的良知、教育家的担当，将余生投入这场“为历史作证”的学术长征，推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多部里程碑式著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期，我们通过刊载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的吴梓明先生的追忆文章，纪念章开沅先生逝世五周年，并致敬其“以学术护正义”的不朽贡献。

与章先生的友谊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也牵动起我对挚爱的老前辈章开沅教授的怀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的不凡成就，不仅在于其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开创性学术贡献，同时也体现于他在中国教会大学史和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所发挥的领航者作用。

此刻，我忆起我们30多年的友谊，也忆起章教授在华中师大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还有，尽管章教授未曾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海外大学教育，他的学术成果却得到国际的肯定、获得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荣誉博士头衔。

初识章先生是在1989年，恰逢其任华中师大校长。当年有幸获教授邀请参加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本人是唯一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的香港代表。自那时起，本人怀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忱，一路追随章教授30余年。

继首届研讨会后，我亦获邀参加分别由南京师大和四川大学所承办的第二和第三届研讨会。1991年，我更有缘于美国耶鲁大学与章教授和马敏教授再相逢，在共同生活的6个月里，细听章教授分享他在1988年开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经历，当时，他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竟然发现馆内保存了《贝德士文献》专档。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章教授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在其专人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将其命名为《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章教授复印了1000多页文献资料，带回中国展开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在美期间，我亦与章、马两位教授分别合作完成两篇学术论文。这也成为我们日后在该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

1993年12月，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我有幸邀请到章教授作特邀嘉宾及总结发言。1995年1月，我们再次邀得章教授与其夫人作为崇基学院黄林秀莲访问学人重临香江，适值当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香港三联书店计划出版《南京：1937.11-1938.5》一书，三联编辑亦趁章在港访问时，商讨确定该书的出版、内容和插图等细节问题，让该书能在极短时间印刷出版。

卓越的历史学家与教育家

何以，“唤醒”《贝德士文献》的是章开沅先生？

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轨迹，从来不是单线深耕，而是不断向外拓疆：早年治太平天国史，继以辛亥革命成名，20世纪80年代再伸触手，探入文化史，并试验现代化理论，同时深耕教会大学史。正因这跨域的“转身”，他才会远赴耶鲁神学院搜读十三所新教大学的档案，也才会在那里，“偶遇”贝德士文献——若固守一隅，便无此机缘。

作为一位卓荦不凡的历史学家，他常强调要“通过参与史学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何谓“参与史学”？据马教授忆述，章教授一贯强调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要“尊重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超越历史”，须跳出历史恩怨的心理情结，以求保证研究过程的理性与客观性。章教授尤为注重以更拓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事件，从而揭示真实的历史事实。这恰好也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与“实事求是”的精神。

章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985年春，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来访，向章提出一个挑战，说：“现在是重新审视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好时机……而你是带头研究的最佳人选。”刘解释道：“第一，你原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现在工作单位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对教会大学有较多亲身的体验。第二，你现在是大学校长，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学。第三，作为历史学者，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更有责任来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这块空缺。”

章教授欣然接受了这挑战。年逾六旬的他虽任华中师大校长，但仍抱有出国访学及从事研究的意向。1990年夏，他赴美国进行为期4年的学习，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客座研究员（1990-1991）、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1991-1992）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2-1993）。

如上所述，访学期间，章教授发现了大量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和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特别是耶鲁大学图书馆中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

章教授在耶鲁大学一年后，便开始着手对贝德士文献展开深入研究，将其余生投入到对贝德士生平历史研究中。贝德士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1920-1950），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者。在日本侵华期间，贝德士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参与抗议日军暴行，坚持开放金陵大学校园，力求保障南京人民的生命安全。战后贝德士更以目击证人身份出现在东京战犯审判庭上。贝德士文献研究既有助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发展，也有助于对中日战争历史事实的取证与还原。

而章教授也因贝德士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时掌握南京大屠杀的一手资料，成为了中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尤其是最后的一书，记录了章教授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过程，包括他是如何在美国耶鲁大学于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时发现了“贝德士文献”内藏有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手英文资料，其真实记录了贝德士曾在日军屠刀下无私救助中国难民的事迹；还有后来章教授两次在日本东京巧遇东史郎、亲耳听到东史郎忏悔的故事；亦包括1997年在东京参加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所发表的主题演讲稿、2000年章重临日本关西巡回演讲的活动等。章教授还几乎每年都就贝德士和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在国内、日本和美国等地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2015年12月，已是89岁高龄的他仍坚持在华中师大发表“贝德士和南京大屠杀”公开演讲，讲述了同样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故事。南京大屠杀的经历给魏特琳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返回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家后不久，她便抑郁而终。在此要再提一句的是，上述所言的东史郎，章教授提及，曾于1981年和1997年在东京两次与对方遇上，而这位日本士兵东史郎，都在他面前进行了忏悔，令人动容。

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在中国教会大学史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内，章先生也无疑是一位极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领导者。在首届研讨会上，章教授呼吁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寻觅新方法，也强调将其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一环。20世纪90年代已有三篇博士论文展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多维视角，分别是：北京师大史静寰的《登州文会馆与燕京大学——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对档案材料的有效利用，以及对章提出的拓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维度的积极探索。

在研讨会上，章教授更率先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鼓励学者将中国教会大学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进而把其研究作为探索近代中西关系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路径。这是对保罗·科恩（Paul Cohen）所提出的“中国中心取向”的回应，即关注教会大学的中国因素，在中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视角重述教会大学的历史。

继1989年章教授发起首届研讨会后30年，正值其93岁之际，章教授再次组织3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参加过首届和30周年大会的学者，我们共同见证章教授在过去30年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所创造出的珍贵精神文化财富。在会议上，我们也发现，章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依然出席大会的开闭幕仪式、两场盛大宴会和多场主题会议在内的所有重要议程。36年前章教授所接受的挑战成为了其余生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尽管他悄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其熠烁思维将一直存留在我们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