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的“西方伪史观”当然是彻头彻尾的笑话。不必纠缠太多有的没的，就谈最重要的一点好了： “伪史观”派“学者”们的核心观点，在说“亚里士多德是13世纪拉丁语世界学者伪造的”（这个算盘打得很好：假如亚氏都是伪造的，那整个西方文化自然都是不可信的，冲击度相当于说我们的孔子也不存在一样），可连我们中国本身最新的考古发现就能证明他的存在：2023年吐鲁番唐宋时期的景教寺院遗址，出土了亚里士多德的叙利亚语残篇，足以说明至迟在7世纪前的中国，就有人接触过亚氏的作品。辨伪就这么直接简单，打脸也是轻而易举，随手就可以掴掴掴。

浙大那个河清教授说，“历史虚无主义”只能针对西方，而不能用来质疑自己，抛开这个逻辑本身的荒诞不说，就眼前这个考古发现就能让他陷入两难：为了否定亚氏的存在，就必须一并否认我们自己的考古发现，可这样就是自我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如果你承认本土的考古发现，那“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是后来伪造的。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悖论命题。当下“伪史观”没啥技术含量、思辨含量、思想含量，也差不多体现在这里。

只不过，“西方伪史观”的流行，主要是喂给普通大众的，本不需要多少学术理性就是了。它只负责表达一种情绪：我说你编的就是编的，你不辩解就是默认，你辩解了说明是狗急跳墙，如此胡搅蛮缠怎么对话？所以，“西方伪史观”表面上红红火火，可永远只是火在低端自媒体，实际国外压根没人理，国内古典学界也根本没一个会去接茬，不屑回应。前不久，《南方周末》一时兴起，想请国内这个领域专业学者谈一谈这个现象，结果是打遍电话要求都没人愿意出来讲几句，都说应对这种低智问题是自我羞辱。最后，只有北大的高峰枫还应允聊几句，他解释理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让人笑死。高，真情商高,骂人不带脏字。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当然是很搞笑的人。

但是，我的看法吧，西方世界里，也的确存在“伪史”问题。但是，主要表现在文学传统上。西方文化三千年来，影响最大最关键的两大人物：《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戏剧巅峰作者莎士比亚，可以说至今都是不明不白，近乎“伪造”。荷马好理解，相当于中国史前神话人物，类似我们的尧舜禹黄帝伏羲，地位如泰山，但是有没这个人，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荷马史诗》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精妙的结构，那么优雅的言辞，你要说是远古时代一个不识字的乞讨盲人创作出来的，几个人会真信？虽说如今的研究材料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记忆力超群，能背出大段大段的诗歌，但是就甩一个问题好了：人类有史以来，不识字之人创造出这样巨大篇幅经典作品的人，除了荷马之外，还有第二例么？没有！中国不存在，印度也不存在，任何文明古国都没有对标先例。

至于莎士比亚，这位在西方人口中“上帝之后就是莎士比亚”的伟人，那就更离奇了，本身就完全可以搞几部悬疑剧（好莱坞已经搞出了《莎翁情史》，也的确大获成功）。表面上，莎哥是存在的，因为如今的英国斯特拉夫镇，还有莎的墓地，还有他的受洗记录，似乎完全可以做实。可蹊跷在于，这个“莎士比亚”可能就是另一个人，是让人冒名顶替的，真正的剧作者根本不知道是谁。因为当斯特拉夫镇这个莎士比亚去世若干年后，就有一个铁粉特意搬到了镇上住了4年，搜寻有关偶像的一切信息。结果让他极度震惊：他发现，镇上这个莎哥，没有留下任何书籍、手稿或信件，甚至也没人认识，仿佛不存在一样。也就是说，莎哥“到底是否存在”的质疑，正是由他的铁粉首先抛出来的：他怀疑，莎士比亚是有人假冒的。他甚至推断出了“嫌疑人”，那即大名鼎鼎的培根。很搞笑的是，近几十年来，英美精英们还不断搞“模拟法庭”，郑重其事“审判”莎士比亚真假问题，比如牛津大学就特意请来美国最高法院三位法官搞过，英国伦敦律师学院也一样搞过，结论都是针锋相对的。然后那三位法官后来还“反水”，表示后悔当初的决定，想重现投票什么的，都是一帮“国之栋梁”一本正经地胡闹。

可以说，荷马和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最坚实的两大基础。可恰恰是他们，大抵属于不清不楚的尴尬角色，最大可能就是有人“伪造”，而且可能是一群人犹如接力棒一样，不断伪造完成下来的。只不过，这种事情无论中西，都比较常见罢了。比如在中国，“四大名著”作者也全都是暧昧不明的。《三国演义》作者是谁，并不清楚；《水浒》作者是否施耐庵，并无确证；《西游》一定是吴承恩写的吗，连论定者胡适自己都晓得错漏百出；《红楼》就更不用提了，“曹雪芹”到底是何方神圣，“红学家”至少有100个说法。也许，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谁也别笑谁，“兰陵笑笑生”一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