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在天京会议后，洪秀全已经明确察觉到军中将领们在协同作战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心情也愈加烦躁不安。那时，太平天国内部的统一性开始出现裂痕，洪秀全对各个战线的指挥调度充满了不满。

在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与陈玉成成为了支撑太平军的两根关键支柱，尤其是在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如果两位王能够顾全大局，服从天京指挥，协调统一地开展军事行动，太平军仍然具备扭转局面的潜力。在洪仁玕回忆这一时期时，曾提到：“即使在1860年到1861年间，我军屡遭失败，但我们依然有过胜利的时刻，甚至赢得了一些新土地。尤其是在战场上，英王和忠王的表现可圈可点。”

洪仁玕所说的“可圈可点”，正是因为李秀成与陈玉成两人，都是太平军中久经沙场、屡次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将。他们统领的军队不仅战斗力强，且经验丰富，是太平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到了1861年，虽然外国侵略者已同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并与清朝政府建立了某种联合关系，但外国武装力量还未真正参与战斗。这时，太平军若能全力集中精力应对湘军，毫无疑问，西战场的战斗应该是可以打下来的。毕竟从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太平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即便无法全歼湘军，至少可以将湘军击退，赶出安徽，迫使其回到湖南。

然而，李秀成却因目光短浅，始终只关注苏浙一带的局部利益，缺乏全局战略眼光，导致无法有效协调作战，西征的战略计划因此失败。西战场的重担最终只好落在陈玉成的肩上。

在1861年3月，陈玉成已经成功占领了黄州，而李秀成则仍在赣东围攻建昌。洪秀全眼看原定的会师计划已经无法按时实现，且陈玉成急需支援，于是决定派出干王洪仁玕前往增援安庆，并命令章王林绍璋随行，参与指挥。

洪仁玕接受命令后，迅速行动，与林绍璋分别调集南北军队。在宁国府（今宣城县）与浙西遂安等地作战后，洪仁玕终于与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取得联系，商讨如何解围安庆。4月中旬，洪仁玕渡江北上，抵达桐城，林绍璋也与吴如孝等人会合。

此时，陈玉成已从湖北调兵回师，在集贤关驻扎，且在安庆东北的菱湖岸修建了13座营垒，准备对抗湘军的进攻。而安庆的守将叶芸来也积极防御，与北岸的太平军配合，在湖内布设小船，增强了防守力量。为了进一步加强城防，陈玉成还向天王请示，将吴定彩所部从天长、六合等地调入安庆。

当洪仁玕与林绍璋在桐城会合时，太平军已在菱湖一带与湘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湘军由曾国荃的陆军和杨载福的水师组成，水陆协同作战，顽强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5月2日，洪仁玕与林绍璋带领2万兵力准备援助菱湖，并与陈玉成汇合。然而，他们在横山铺和练潭一带遭到湘军的阻击，战斗局势不利，不得不撤回桐城。几天后，黄文金部增援前来，洪仁玕再次出击，但在挂车河一带与敌军交战，依然未能取胜。

尽管如此，陈玉成依然坚守在安庆，守军与外援的联系始终没有断绝。由于外援未能及时到达，安庆城内的粮食供应问题日益严重。陈玉成指挥的援军在菱湖使用小船运送粮草，但由于水师炮轰和敌人封锁，这些船只经常遭遇袭击，粮草的供应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湘军在安庆周边已经围困多年，阵地坚固且精良，太平军的兵员和物资都显得极为紧张。与此相比，湘军装备更为精良，后勤补给充足，战斗力明显占优。而太平军的援军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还要面对实力强大的湘军主力，形势可谓异常严峻。

如果当初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会师，太平军本可以在江北集中优势兵力，但由于计划被打乱，洪仁玕虽亲自出征，但面对湘军主力的顽强抵抗，困难重重。

在安庆的战斗中，陈玉成几乎倾尽全力调动所有兵力来保卫安庆。陈玉成手下的将士大多是早期加入太平军的老兵，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尽管战局艰难，但他们的士气依然高涨，敌人对太平军的进攻始终充满警觉。为了保卫安庆，湘军的指挥官胡林翼和曾国藩也焦虑不已，胡林翼甚至因精神压力大病倒，曾国藩则亲自前往东流督战，调集更多兵力加强围攻。

洪仁玕两次援军未能到达集贤关，而陈玉成心急如焚，于是5月20日亲自前往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指挥官商讨下一步的作战部署。5月24日，太平军3万多人分三路进攻湘军，双方在挂车河至棋盘岭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终究未能打破敌阵，只得撤回桐城。

此时，天王洪秀全因其他事务召回洪仁玕前往天京，而英国侵略军的提督何伯也已率舰队逼近上海，并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及吴淞附近百里范围，否则将以武力对抗。尽管这些要求无理，太平天国最终决定答应英国一年的停战。

这时，陈玉成在安庆的局势也愈加严峻。正当他为防守安庆苦苦支撑时，李秀成的军队在西战场取得了不错的战果，逼近安庆。若李秀成及时调兵北上，援助安庆，局势很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却因为某些个人原因，决定撤回全军，放弃了原本可以扭转战局的机会。

李秀成的撤退，使得湘军得以全力围攻安庆，最终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困境。曾国藩回忆道：“如果李秀成及时增援安庆，湘军必败无疑。但他由于心胸狭窄，错失了这个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