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在江西苏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徐特立也是这些“佼佼者”之一。

徐特立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教育家。但对于他是何时何地因何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学界并无考证，已刊徐特立本人的回忆录和徐特立文集中也均未提及。通过对徐特立的一篇佚文《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1919年11月，徐特立负笈法国勤工俭学。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列书籍和报刊在欧洲大为流行之际，为中国前往欧洲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蔡和森于1920年初到法国后刻苦学习法语，不仅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而且选其重要者“猛看猛译”。当时留法的中国青年所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就是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1920年7月初，蔡和森在蒙达尼召集旅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萧子升、萧子暲、罗学瓒、李维汉、蔡畅等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开会，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主张。与此同时，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等则成立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等组织成立劳动学会，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习。随后，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赴法与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取得联系，成立了旅法共产党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为徐特立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直接引导此时正在克服各种困难、奔波于作工和求学之间的徐特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机遇则是勤工俭学生内部关于勤工俭学出路问题的一场论争。

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留影

原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由于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华法教育会对运动的估计过于乐观，送出人员不断增多，加之部分勤工俭学生或因不遵守工厂规定，或因工作中不愿意吃苦，而被工厂辞退，再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萧条的影响，法国大批工厂倒闭，这就逐步出现了不少勤工俭学生面临无工可做，做工也仅能糊口，求学希望渺茫的局面。而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仅置广大受困的勤工俭学生于不顾，反乘工作之便，将国内各地寄给勤工俭学生的大批捐款中饱私囊，或套购外汇谋利，或买古董私藏。针对这种情况，勤工俭学生纷纷要求华法教育会召开会议，公布账目。华法教育会虽然被迫在巴黎召开了勤工俭学生大会，但账目却无法报出。1921年初，正当矛盾日益尖锐之际，作为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抵达法国。但他对情况未作全面了解，片面地听信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的不实之辞后，竟于1921年1月12日、16日，先后发出两次“通告”，第一次通告要求勤工俭学生“自行组织事务所”，企图使华法教育会在组织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第二次通告则正式宣布在二月底与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经济关系。

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勤工俭学生内部的“蒙达尼派”和“勤工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所谓蒙达尼派，指以在蒙达尔纪男女公学就读的部分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其核心是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如向警予、蔡畅、汪泽楷、钟巍、李维汉等人。蔡和森虽然没有加入工学世界社，却是蒙达尼派实际上的领导人。1921年1月18日，他们散发《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宣布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失败，勤工俭学生唯一的出路是争取政府的经济赞助，以达到在法俭学的目的，同时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存问题，并提出“作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要求生存权、求学权”、“请补官费”等诉求，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争取“生存权”和“读书权”的运动。

所谓勤工派，指集中在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以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等为首的勤工俭学生。他们不赞成蒙达尼派的上述主张。1月30日，李立三作《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一文，以“佐夫”的笔名，发表于《旅欧周刊》第67号，说蒙达尼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明确指出，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并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的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来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对于蒙达尼派和勤工派的观点和主张，已有勤工俭学经验，并多次呼吁家乡湖南多派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明确支持后者。他于1921年2月26日在《旅欧周刊》发表《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一文，对蒙达尼派提出的“不作工”“社会革命”“请补官费”等观点分别予以辨驳：

针对蒙达尼派所谓“不作工”的观点，徐特立认为：“蒙达尼同学说做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非绝对的，是相对的。”他指出：第一，“就学工业言之，想造就工程师，非学高深学问不可，专做工不进学校是不行的；但是想造就一好工头，则只要有中学毕业程度，多做几年工即行”。第二，“就学文学、哲学言之，素无学问的头脑，无论入了何种社会，均不能用科学的条理考察种种情状，虽日与工人为伍，也不能了解工人的心理，做工也是无益的。但是此等人本无研究哲学、文学的根柢，不能归咎作工之无益”。第三，“做工的人所入不多，又现钱易用，难于储蓄；望以做工的钱做为求高深学问的费，只有几个极刻苦的人能行。数万里外来此，使多数人缺望，也不甚好。但求高深学问是我们的目的；打消劳动阶级，由我们实行，也是我们的目的”。因此，“蒙达尼的同学以求高深学问为目的，以做工为达到求学目的的手段，并无社会革命的思想，只拿了马克司（今译马克思）的招牌做手段，所以发出种种的怪议论。”

针对蒙达尼派所谓“社会革命”的观点，徐特立指出：“他们说‘我们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继而华工并起，照我们一样，那就在法国没有官费生、勤工俭学生、华工三种阶级。’此种议论确实是马克司主义。”但他对此提出了质疑：第一，“蒙校同学中，蔡某、侯某是高等师范毕业，萧某是专门工业毕业，钟某既在专门工业矿科毕业，又在北大土木科毕业，国家尚辜负了他们没有受到教育么?他们要补官费，当然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入某种学校，另请官费；不能拿‘不平等’三字，纳入社会革命”。第二，“生存权”三字，“是蒙校同学不以将来自己作工供自己吃饭为正当办法；以政府常养我，为我的生存权，是我应享有的社会革命。倘是如此，人人不作工吃饭，则社会将成何种社会，不敢想到”。在他看来，生存权、求学权固然要争取，但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和主观努力。社会革命也要通过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针对蒙达尼派所谓“请补官费”的要求，徐特立表示：“此条我不反对。但是要借目前人心易动的时候，鼓吹工厂的同学出厂，学校的同学莫作工，大家到巴黎向公使馆、领事馆出发，我是极端反对的。”并提出了五条理由：第一，“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联合觅工，必可得工厂的信任，不致完全以工人待遇，常作一种物品；作工可以随时更换，可以多学些种类，正是一种求学的好机会，万不可错过”。第二，“国内已发生战争(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广东)，即有急电，难望汇款来法”。第三，“庚子赔款能否退还，是外交上的一大问题，断非示威可以取得。倘能退还，必可希望美国的办法，不必倡留学借款名义”。第四，“工厂、学校各同学，既已遂了目前的希望，还要作分外要求，又要出之以强迫，于道理上说不去，自己内部必然分裂。现在蒙达尼已经分裂，是一个证据。我们何故再来附和？”第五，“蒙达尼的同学是倡马克司主义，但为想津贴常年费即牺牲主义，将来甚么人、甚么事都是可以牺牲的。我只听得讲为主义牺牲自己的，从没有听得讲为自己牺牲主义的”。这说明，徐特立并不赞成蒙达尼派因为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而改变来法勤工俭学的初衷。

最后，徐特立指出：“我也是一个主张请政府津贴的，已做了一篇文章呈湘政府；去年冬下，还做了一篇《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送登京、沪、湘三处各报馆发表，其中也有一段主张津贴的。目前我们再发起向政府请津贴，是我十分赞成的；但不赞成将工读主义取消，及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津贴。即使取得津贴，也当津贴能切实求学的学生，不应当拿来助长那些只知为自己将来活动的人。”

对于蒙达尼派和勤工派之间的这场论争，周恩来当时作《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一文，记述了论争的始末，并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吾人试一深究，不必作左右袒，便可作下列之断语：“勤工尚可能也，俭学须视各人之个性与自治力如何为定。凡欲作勤工俭学生者，须自认愿为现代制度下之劳动者，而以劳动自治为第一条件，俭学为附带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意见倾向于勤工派。李维汉后来对于此事也作了自我批评：“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即勤工派）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这也说明，我国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还有偏差。当然，上述两派的主要代表人如蔡和森、李维汉、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所以，在接下来的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购买军火的拒款运动中，两派很快就捐弃了前嫌，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终于挫败了中法反动势力借款的阴谋。

在《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中，徐特立先后三次提到了“马克司”或“马克司主义”，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是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徐特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著作。这就足以证明，徐特立在1921年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说明他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开始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当然，此时徐特立虽然受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这时的徐特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直到1927年，徐特立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湖南农民运动，通过社会实践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他曾回忆说：“我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在大革命时代，农运的推动和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习。”所以，在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的第3天，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经受考验，逐步成为一个被毛泽东誉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