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身为兰州军区顾问的陈先瑞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离休通知。这一突然的决定让他感到心中有些迷茫，因为他并没有事先得到任何预警，便转身离开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突然从繁忙的军务中解脱出来，他的内心深感不适应，始终希望能重新找回那份“正事”，并未乐于像许多退休人员那样寄情于养花、溜鸟等悠闲活动。他认为自己仍不到70岁，精力尚佳，仍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陈先瑞为革命事业奉献了几十年，浸润在繁忙的工作中，蓦然离开这一切，自然会感到难以适应。在这方面，他并非孤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身上。刘贤权从一线转为二线后不久，也接到了离休通知，心情同样低落。在家人和组织的关心与支持下，他逐渐走出了这种适应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将领主动要求卸任，将位置让给年轻干部。比如张爱萍上将早在1980年就向上级提出希望离职，但未获批准，仍在重要岗位奋战了七年之后才最终离休。再如张震中将在1985年和1990年时多次表达退休的意愿，并为此做好了准备，直到1997年才正式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

在1982年之前，军队领导干部实行终身制，年长但身体状况允许的人仍然可以继续留在一线或者二线工作。以陈先瑞为例，尽管他接近70岁，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并不算太大，实际上更年长的高层干部依然在岗位上任职。

早早的离休或许与健康状况有关。回顾他的经历，在五十年代的军事学院学习期间，他因为身体原因休养了整整三年；1975年调任成都军区政委后，因健康问题又回北京休养了两年，直至1977年才得以重返岗位。而当时，他还主动请求调往北方工作，因为南方湿气重，明显不适合他的身体情况。

当然，除了身体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在作祟。他在从兰州军区顾问岗位离休后，上级依照政策准许大军区的正职干部可以回京休息。他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军区的一处居所，实则这是他在六七十年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时所熟悉的地方。在退休后的空闲日子里，他时常探访在京的老战友，与韩先楚的交往尤为密切。

韩先楚曾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而陈先瑞在其担任顾问期间，两者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并且，他们俩都是红25军的老兵，陈先瑞曾在过去做过韩先楚的班长。在抗美援朝时期，韩先楚担任19兵团司令，而陈先瑞则是其副政委。

在1982年的某一天，韩先楚关心地问陈先瑞是否闲得发慌，提议能否召集红25军的老战友，重新组织编写红25军的战史。这一建议让陈先瑞找到了自己的新目标，接着与程子华、刘震、刘华清等人共同成立了红25军战史修改委员会。

这次修改委员会之所以成立，源于六十年代初期徐海东大将曾组织过编写红25军战史，然而当时条件有限，许多内容亟需进一步丰富和补充。陈先瑞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负责从各个军区借调人员，组建编写团队。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年里，参加编写的老军人不断进行讨论和修改，最后在1985年完成了内部发行。而在1987年，刘华清再次要求他组织人员进行更为详尽的充实和修改，以便能够进行公开出版。经过漫长的增补和修订，这份战史最终在1990年正式与公众见面。正是因为这段努力与奉献，陈先瑞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为红25军战史的编写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让自己的业余生活得到了极为合理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