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辅政大臣通常是老皇帝所信任的重臣，往往具备极高的才干和资质，能有效辅佐新帝处理朝政。然而，存在一个普遍的潜在问题，那就是这些老臣在老皇帝在世时，出于对权威的畏惧或其他原因，他们通常保持忠诚，不敢越过雷池一步。但一旦新帝登基，这些曾经的辅政大臣，掌握了实际的政权，便可能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态度。在“名义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状态下，辅政大臣往往会对幼帝表现出不够的尊重，甚至对下属过于严苛。

换句话说，辅政大臣往往是在以二把手的身份，行使一把手的权力。即使他们没有篡位的企图，依然容易被贴上“权臣”的标签，甚至在新帝亲政后因权力斗争而丧命。辅政大臣的角色十分复杂，不仅是帝国的实权掌控者，也时常与幼帝之间存在微妙的矛盾关系。新帝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因为年幼无力决策，因此必须依赖辅政大臣处理政务。而这些辅政大臣则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控制权。

以汉朝为例，霍光辅佐汉宣帝虽然表面上受帝王敬重，但霍光在汉宣帝心中却充满忌惮。霍光去世后，霍家很快被灭族，说明了辅政大臣地位的不稳定性。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刘禅时虽能善终，但刘禅亲政后将积压已久的不满一一释放，显示了辅政者与被辅政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到清朝，除了末代皇帝溥仪，清朝还经历了三次辅政，虽然多位辅政大臣承担了重要职务，但只有一位能善始善终。那么，这些辅政大臣为何大多未能善终呢？

崇德八年，大清第二任皇帝皇太极突然病逝。尽管皇太极有十一子，但能继承帝位的只有三个：长子豪格、九子福临和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豪格年纪虽大，但因年长于多尔衮且有赫赫战功，一直是继位的有力竞争者。而多尔衮虽然年龄较小，但因其智勇双全，深得皇太极宠信，在朝中权力极大。多尔衮成为辅政大臣后，迅速与豪格展开了权力斗争，两者势均力敌，不愿妥协，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内乱。

豪格与多尔衮之间的争斗引发了整个八旗内部的混乱。在此过程中，庄妃也转而支持福临，并通过改变索尼的立场，影响了朝中的支持格局。最终，多尔衮选择了妥协，提出了拥立福临为帝，并决定辅佐福临，暂时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佐。在崇政殿的议政中，多尔衮通过巧妙的政治手腕成功地摆脱了豪格的挑战，最终福临被立为新帝，而多尔衮与济尔哈朗成为辅政大臣。

尽管多尔衮未能如愿登基，但他在辅政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继续掌控政权，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排挤了自己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强化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多尔衮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六部的控制，并且开始针对济尔哈朗展开了权力斗争。最终，济尔哈朗在多尔衮的压力下失去了辅政地位。

多尔衮的权力不断扩大，直到顺治元年，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然而，随着多尔衮的专制，朝中的不满情绪逐渐加剧。在顺治帝亲政后，多尔衮终于因过度集权而遭到了清算。他被指控犯下大逆不道之罪，最终在顺治帝的命令下被剥夺所有荣誉，并遭到开棺戮尸的严厉惩罚。

多尔衮的死标志着清朝辅政大臣命运的剧烈波动。济尔哈朗虽然在多尔衮去世后恢复了自己的亲王职位，但他始终未能恢复实际权力。最终，他在顺治帝的晚年去世，并得到了皇帝的亲自探望与悼念，成为清朝唯一一位享受“皇帝辍朝七日”的亲王。

顺治帝继位后，清朝的辅政大臣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康熙皇帝年幼时，选择了四位辅政大臣，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这些辅政大臣在初期辅佐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斗争逐渐加剧，特别是鳌拜，他的权力膨胀导致了最终的垮台。鳌拜虽一度掌握实权，但在康熙帝亲政后，他因觊觎更大的权力而被最终打倒，尽管康熙帝并未杀死他，但将其囚禁并令其死于禁所。

与此同时，其他辅政大臣的命运也多有波折，尤其是遏必隆，在康熙晚年虽未遭致杀身之祸，但其权力大幅衰退，最终沦为不再显赫的存在。可以说，辅政大臣的命运往往与帝王的决定密切相关，往往在权力斗争中无法避免悲剧的结局。

总之，辅政大臣的角色既充满权力的诱惑，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无论是多尔衮、鳌拜还是其他权臣，他们的结局无不反映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复杂。这一切也正是辅政大臣“威福者，人君之器”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