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领之中，许多曾担任军事指挥的将领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伤痛煎熬，甚至有些人在生死边缘徘徊，最终顽强挺过难关，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例如，傅传作，他是红二军团出身的重要将领之一。

回到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艰难的环境中离开了根据地，踏上了艰难的行军之旅，翻越了险峻的雪山，越过了遥远的草地。作为红2军团第4师12团的营长，傅传作在扎拉亚卡山口和敌军爆发了一场遭遇战。在这场战斗中，他在前方指挥时不幸受到重伤，腹部中弹。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再加上部队要继续行军，他被安置在了一户当地老乡的家中养伤。

尽管部队为老乡提供了100块银元作为治疗费用，傅传作心中却不愿意离开战斗的队伍。然而，现实情况却迫使部队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不仅要迅速行军，还要随时准备迎战敌人。他的身心状况拖累了前进的速度，因此留在老乡家休养似乎是最负责任的选择。只要养好伤，赶上部队也并非不可能。

这种决策，从个人的角度以及队伍的整体利益来看，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受伤的士兵需要更多的人来抬担架，这不仅影响了行军速度，还可能影响整个军事行动的效率。红二军团第4师作为先锋部队，傅传作被安置后不久，贺炳炎所率领的第5师经过此地，恰好与正在养伤的傅传作相遇。他请求随队伍一起前进。经过贺炳炎和政委谭友林的商讨，最终决定将他带走，且在部队中安排轮换来抬他。

实际上，贺炳炎的决定无疑救了傅传作的性命。例如，黔东独立师的政委段苏权，他与师长带领800名士兵掩护主力的转移。在战斗中，他的右脚被敌人击中，随后被转移到一位村民家中养伤。然而，在这里的环境却并不平静，白匪时常来搜索。为了安全，段苏权最终被藏在一个山洞中，村民也为此感到心惊胆战。虽然只接受了简陋的草药治疗，伤情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待他能行走时，便选择离开以免拖累村民。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后，虽然伤势逐渐好转，但由于找不到部队，他只能先返回家乡茶陵。在那里，他待了整整三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得知红军转变为八路军，并再次踏上行军之路。

当傅传作重新回到行军中时，伤情却加重，迫切需要救治。贺炳炎立即向上级发送了电报，请求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前来紧急救治。当贺彪赶到第5师时，发现傅传作的伤势严重，肚子鼓胀得让他几乎无法活动。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贺彪判断他腹中的血块或其他排泄物堵住了肠道，因此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使用蓖麻油并亲自施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最终让傅传作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那时已是凌晨时分。

第二天，当傅传作醒来的时候，精神状态明显恢复，看到贺彪在他身边，感激地说道：“贺部长，您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不会忘记！”而贺彪则表示，救死扶伤是他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经过在第5师的一段时间休养后，傅传作终于康复，重新回到了第4师。

在革命队伍中，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一个小小的举动，有时就能挽救一位指战员的生命，因为所有人都曾经历过负伤，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同情是深刻且珍贵的。正如贺炳炎，他身负13次伤痛，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甚至失去了右臂。然而，军团指战员们从未放弃对彼此的支持，宁愿暂停撤离，让医生为他争取手术的时间。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正是革命队伍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