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朝出了不少被骂的皇帝，但像明武宗朱厚照这样被骂了整整四百年，骂声不断，还被贴上“荒唐昏君”标签的，却少之又少。可就是这位看起来吊儿郎当、沉迷玩乐的皇帝，实际战绩却比永乐大帝朱棣还硬核，亲征大胜、吏治整顿样样有。可他为什么成了史书钉子户？背后藏着的故事，不比宫斗剧轻松。

张居正时代：财政翻身、治边有方

皇帝继位不到十年，财政紧张、人心涣散。万历刚接政，遇上张居正上书提案，推出一条鞭法、改税、整吏治，让满朝文武为之一振。财政收入达前所未有，国库告急的局面一扫而空。短短十年间，财政入账翻倍，商旅活跃，官员纷纷吹“国泰民安”风。

不仅如此，边防治理也显著提速。辽东边境军情紧张，朝鲜倭军遁逃，万历亲摆残局，调兵调粮。张居正组织募兵、修长城防线、补给前沿军粮，这些举措令边境安定多年。明军在朝鲜摆下一条铁链，倭寇顶不住。相比之下，看似更强势的朱棣北征和远征，却未能在边境建立长效防御机制。

建设工程也不少。虽然被后世称“奢华”，但这些工程中包括京杭大运河维修、沿海港口整治、科举考试整理，但学界指出这些开支相较于康乾时期，根本不算大头。且不少开支是在国家运转中有迹可循，不是盲目挥霍。

短期来看，张居正时代的万历政绩颇亮眼。财政稳住，边防稳住，社会秩序也开始回温。中央权力集中，地方执行力强，万历也曾是朝堂佩戴钟馗铃铛的活力帝王。

这一阶段压得朱棣、崇祯节节败退的“乱象”略显逊色。

张居正去世后：怠政开始，形象急转

张居正去世那年，政治上发生转折。万历第一次不上朝，次年又停更章，形成典型“数十年不上朝”状态，他的名字从朝堂激情演出中逐步退出。支撑大厦的支柱倒塌，财政政策乱了节奏，边防调度迟缓。

怠政的代价也显而易见。辽东边防再度吃紧，明军补给断层。朝鲜局势起风，倭寇回潮。民间开始埋怨：吏治腐败、官员贪赃、户籍失信、税负乱收。大批吏员以“万历不上朝”为由摆官样，日子难过。

清代史官们抓住这一点狂写。据《明史》《清史稿》记载，万历缺席朝政拖垮国家。清军开榜后，那些“怠政”“无能”“昏庸”抬头，史官笔下他不再是帝王，成了富家子弟任性吃喝的“错位君王”。

不过，学界指出：财政压力、官僚腐败并非万历一个人的问题。他缺席的几年，其实囊括了明朝中后期整个制度结构的疲软趋势。张居正时代卖官、清吏、整顿税务后，短暂繁荣可重启；短暂入昏点虽致损失，但未彻底崩盘。且商业市场维持、私营手工业活跃，也没有如史书所说“一塌糊涂”。

晚年来看，所谓的“昏君”，更多是清代史官靠“怠朝”定性的偏见。他们缺乏客观评估标准，把政权结构大问题当一个皇帝的个人缺陷。

三大征战：军事胜绩远超预期

谈到明朝晚期，许多人下意识就是“国运衰败、内忧外患”，可真把时间轴拉一拉，你会发现万历年间，朝廷反而打了一波“翻身仗”。

第一战，宁夏哱拜之乱。事情发生在万历二十年，宁夏总兵哱拜突然反叛，自立为王。他不仅结盟蒙古人，还在城内屯粮练兵，准备干一票大的。朝廷震动，朝臣一片慌乱。这时候，万历没有慌。他先是镇定调兵，迅速启用李如松为主帅，调动西北三镇兵力围剿叛军。

这一战最精妙的地方不在于正面硬刚，而是李如松佯攻北门、主攻西城，以迅雷之势，三日破城。哱拜跳楼自杀，叛乱就此平定。宁夏稳定了，西北的边疆也稳住了。

第二战，播州之乱。地处贵州的播州原本是土司制度管理，杨应龙世袭为王，逐渐不受朝廷节制。长期割据、聚众为匪，甚至公然袭扰官府。万历二十六年，实在忍无可忍，下令全面平叛。这场战斗极其艰难，地形复杂、敌人熟地作战，明军付出巨大代价，持续三年，最后以杨应龙伏诛、播州归附收场。这是中央对地方藩镇的一次重大胜利，具有政治与军事双重意义。

第三战，就是著名的万历援朝抗倭。倭寇入侵朝鲜，李氏王朝告急。朝鲜一旦失守，下一步就是辽东、山东的防线被撕开。万历没有犹豫，调兵三万、海运十万石粮草，出征朝鲜。这是一次超远程投送作战，对后勤、外交、军事是三重挑战。李如松再度出征，一战平壤，再战开城，重创日军。虽然最终是谈判收场，但实质上是明军主导战局，成功保住朝鲜政权。

这三大战役，耗费巨大，朝中非议不断。但从效果上讲，却是明朝晚期难得的几次战略成功。边疆稳定，外敌遏止，国威彰显。相比朱棣的五征蒙古，打了个寂寞；崇祯年年勤政，却战战失利，国破家亡；万历的这三仗，无论从战果、战略目的还是后续稳定性来看，都远胜其他几位皇帝。

问题在于，万历不上朝，不亲自挂帅，不亲自出征，功劳就全被“低估”了。他是调度者、总指挥，却被史官忽视。清朝为了抬高自己，顺便“黑”一把明朝末年，这种立场倾向，一旦写进正史，就成了几百年误解。

史书说万历“昏庸”，可昏庸之人能打赢三场硬仗？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调度、有财力支持，这些仗能打下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别忘了，在这三仗之间，朝政并未崩溃，地方运转正常，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史官塑造的“昏君”与真实还原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能赢仗、保疆土的皇帝，怎么就成了“昏君”典型代表？这背后的历史操作，比任何宫斗剧都精彩。

首先是万历“不上朝”。确实，从万历中期开始，他长期不出现在早朝场合，这是事实。但不上朝不等于不办公。根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仍通过“票拟”、“批红”等形式处理政务，大事必亲阅，小事由内阁处理。换句话说，他不是“懒政”，而是更像现代CEO式远程管理。

再说“宠信郑贵妃”“不立太子”等，这其实是宫廷斗争引发的政治僵局。史官站在东林党一边，猛烈抨击万历“以私废公”，却回避了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郑贵妃确实受宠，但未见有权政干政记录；太子之争，更像是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的试探与博弈。

重点是，明末的史官多为东林党人，这些人极具文人气节，也极爱树立“清官”与“昏君”的二元对立。他们不满意万历不重用他们，就通过“史笔杀人”手段将其形象全面丑化。从张居正死后开始，万历年间的所有官员、政务，只要与东林党不合，就一律“黑”到底。你想立储是错，立储晚是错，不立更是错。你打仗是劳民伤财，不打又是怯懦懦夫。反正怎么写都有理由让你“失德”。

清朝立国后继续这种叙述套路，为突出“天命转移”，对明朝结尾部分自然是能贬就贬。于是，万历这个实际掌权48年、政权稳定、国土未失、财政维持、军事有功的皇帝，被浓墨重彩描绘成“懒惰成性、昏庸无能、荒淫无道”。

可真到清末民初，一批新史学者开始翻资料、查实录，才发现，万历其实是“被冤最深”的一位。尤其是援朝战争的财政、粮草、人事调动，万历都亲自批阅几十上百份奏折。他虽不上朝，但每年处理的政务公文量堪比“勤政皇帝”。

甚至有人统计，万历朝是明代在位最长、打仗最多、边疆最稳的阶段之一。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昏君的名头，更像是一顶政治斗争中的“帽子”，而非历史真实反映。

要评断一个皇帝，不光看姿态，更要看治理成效。万历不完美，后期确有怠政，尤其在人才提拔上留下不少问题。但说他一无是处，无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