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历史时刻深深刻印在许多熟悉抗战史的人心中。但实际上，这一表达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便是保留天皇制。

然而，当时日本法西斯政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日本发布的《终战诏书》之际，美国已经成功研制并使用了原子弹，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丧失和不可估量的破坏，震惊了全日本。与此同时，苏联也派遣了150万红军进入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的防线。面对这一系列危机，日本的后勤保障系统几近崩溃，工业生产能力也被摧毁殆尽。然而，尽管如此，日本依旧坚持要保留天皇制这一条件来与盟国谈判。

当这一消息传出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立刻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德国和日本都是法西斯国家，既然它们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只能选择无条件投降。其实，在1942年1月，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特别是德国在投降时，盟军并没有给它留下任何谈判的空间，盟军直接占领了德国，直到新的民主政府产生。

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的情况却不同呢？斯大林曾质疑美国，杜鲁门却无奈地回应：“我也有苦衷，你以为我愿意和他们谈条件吗？”杜鲁门的苦衷正是源于日本的特殊性，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德国截然不同。

德国自1871年统一后，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德国的皇帝虽拥有象征性的权力，但其政治行为受到一定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了帝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党头目希特勒是通过民选上台的，他承诺带领德国走向复兴。战争虽然让德国最终失败，但德国人民依旧铭记希特勒在困境中带来的“复兴”感。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希特勒的统治逐渐暴露其致命缺陷，人民不再信任他，甚至他的亲信们，如戈培尔和希姆莱，也开始背叛他，与盟军接触。最终，希特勒选择了自焚，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耻辱。

与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制，天皇在日本文化中地位至高无上。与中国的皇帝不同，日本的天皇既是国家的象征，又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自神武天皇起，天皇家族已传承124代，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尽管幕府时期天皇的实际权力逐渐被削弱，但天皇的地位从未受到根本威胁，任何试图废除天皇的人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的权威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治天皇时期，天皇掌握了实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裕仁天皇在位时，虽然日本发动了对亚洲多个国家的侵略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在日本国内，天皇的威望依然未曾动摇。战败后，许多日本人依旧坚信天皇是无辜的，认为日本的失败是命运不济，而非道义上的错误。面对即将灭国的局面，许多日本人依然甘愿为天皇殉国。

尽管日本失去了工业能力，民众依然表现出极强的抵抗意志。甚至日本军方制定了“一亿玉碎”计划，打算与盟军同归于尽，誓死捍卫天皇制度。美军登陆日本后，战争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造成双方巨大的伤亡。而天皇深知，若不下令投降，日本最终将灭亡。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愿无条件投降，利用自己在国民中的崇高地位进行最后的博弈。

1945年7月26日，盟国发布了《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不得谈判。然而，日本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依然坚持天皇制必须保留这一条件，即使是在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态度仍未改变。杜鲁门在多番考虑后，终于同意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在8月中旬向全国发表了停止战争的诏书，日本人民最终放弃了抵抗。

尽管天皇制得以保留，但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与改造依旧不可避免。美国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驻日盟军司令，开始实施占领。美军登陆后，裕仁天皇亲自拜会麦克阿瑟。最初，双方的气氛十分友好，麦克阿瑟是个绅士型的将军，外交手腕相当娴熟。但随着会谈的深入，麦克阿瑟突然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很多日本人战败后选择了切腹，作为战争责任的首脑，您为何没有像他们一样切腹谢罪？”

这一问题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裕仁天皇身上。但天皇不慌不忙，沉稳地回答道：“由不得我。”他解释道：“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日本人民需要我，你们不也是需要我吗？”他接着补充道：“我们日本实行的是内阁制，战争的决策是由内阁做出的，责任应由他们承担。”

虽然这一幕是否真实发生过一直存在争议，但根据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他表示自己并没有直接询问天皇此类问题。因为这样的言论可能激怒天皇，反而不利于美国的占领计划。然而，若麦克阿瑟真有此问，天皇的回答也可能如同历史所记那样。他始终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人，而非天皇自己。

直至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他始终未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思，更未就此向任何国家或民族道歉。这也使得他对战争的责任感一直受到争议。他没有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的苦难进行反省，也未能表达应有的歉意，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