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去大渡河旧地凭吊昔日战场，心中感慨良多，于是重写了两篇旧文以寄托情怀，这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仍众说纷纭，其间的复杂与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1、红一军团《战士报》是“十七勇士说”的最早记录

1935年5月26日，正值红军成功夺取大渡河渡口的次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编辑的《战士报》第184期首次报道了此战的消息。报纸中间最顶端的标题赫然写着《十七个强渡的英雄》，正文则写道：

“‘牲’部二连十七名同志，踊跃报名，争先恐后，主动渡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领导下，坚决率先强渡……”

这篇约200字的报道中两次提及“十七个同志（英雄）”，这是首次将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人数定为十七人。

紧接着，第186期《战士报》头条刊登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文章开头第一个小标题为“占领安顺场的十七个英雄，五个特等射手”，并在右下角详细列出了十七名英雄的名字：

“第2连连长熊上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萧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随着这份小报的传播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十七勇士的说法逐渐在军中流传开来。

2、1950年代，“十八勇士”说首次回归

到了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组织编写革命回忆录丛书，向全军征文。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作为当年战斗的直接指挥和参与者，分别撰写了回忆文章。

刘伯承在1959年12月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三辑中发表的《回顾长征》一文明确指出：“十八勇士一过河，就将敌人打垮。”

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辑收录了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文中多次提及十八勇士。编者还特别注明：

“十八勇士一度被误认为是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的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

孙继先撰写的《强渡大渡河》文章与刘伯承的作品一同刊载在《星火燎原》第三辑。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士，文章内容详实生动，十八勇士形象鲜明：

“我和熊尚林同志带领的九个同志汇合，清点人数共有十八人，除了一两个负重伤者外，个个在场。”

这时十八勇士的概念已清晰明了。但为何当年《战士报》却报道十七勇士呢？1961年《新闻业务》第12期发表的署名晓白的文章《在长征路上出版的报纸》给出了答案：

“最先冲过河的是十八勇士，为何《战士报》说是十七勇士？原来报道的通讯员正是十八勇士之一、营长孙继先。因其谦虚，自行把自己排除在外。”

真相揭晓，孙继先自己隐去了名字，那是一个崇尚集体英雄、不迷信明星的时代。从此以后，十八勇士的故事通过戏剧、电影、连环画、小学课本等各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

3、令人费解的变动——又回到十七勇士

本应十八勇士的说法已经由刘伯承、杨得志和孙继先三位亲历者还原得相当准确，理论上不应再有争议。然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关于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材料却纷纷回归到“十七勇士”说。

即使是刘伯承、杨得志等已经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有关十八勇士的内容，也被全部改成十七勇士。

比如1980年再版的《星火燎原》第三辑中，刘伯承的《回顾长征》一文中“十八勇士”被改为“十七勇士”。

是否出自当事人本意不得而知，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知晓改动。

孙继先的回忆文章因内容具体，无法简单修改以符合“十七勇士”说，反倒在再版时被删减。

改动的难度和政治背景不明，但技术层面可见一斑：刘伯承的文章着墨不多，仅需一字之改；杨得志描述详细，需多处调整；孙继先回忆极其详细，不易修改，最终被剔除。

随着亲历者文章的修改，其他相关回忆文献也随之统一为“十七勇士”。红一军团的肖华、李一氓、赵章成、王耀南、李水清等人回忆都以“十七勇士”为准。

1980年代以来，涉及大渡河的电影、画作、歌曲、学校命名等，无一例外都是“十七勇士”。媒体和网络上，“十七勇士说”占绝对主流。甚至不少军史专家也以改版回忆和当年《战士报》为依据，认定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完成的。

4、十八勇士的再度复苏

幸运的是，随着学术氛围逐渐宽松，历史研究渐渐摆脱非学术干扰，特别是大量非职业历史爱好者的加入，“十八勇士”说再次获得关注。

这是军事博物馆调整后的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名录展览照片。

值得为军博点赞！

1980年再版的《星火燎原》第三辑中收录了杨得志1957年《大渡河畔英雄多》大幅修改后的《强渡大渡河》，其中写道：“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十六个同志登上渡船。”

紧接着又写道：“我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十七个勇士飞奔上岸，手榴弹齐发，冲锋枪扫射，击溃冲来的敌人，夺取工事。”

这些描述显示十七勇士是同乘一条小船强渡的。

孙继先文章被删，杨得志文章成了后世范本，很多老红军回忆也统一了此细节。比如肖华1983年回忆称：“第一条船上的十七勇士英名长存，船工们的功绩同样闪耀。”

然而1957年杨得志的原文与1980年改版差异很大。五十年代的原文中，十八勇士是分两波渡河的。

原文写道：“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登船。”另一段写道：“过河的小船很快返回，孙继先带领八个同志登船。”

清楚表明第一波九人（含连长），第二波九人（含营长孙继先）分两次渡河。

1959年孙继先的回忆更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两波渡河过程。

熊尚林等九人登陆后与守敌激战形成僵持，待孙继先带九人增援后，十八勇士合力击溃敌人，巩固渡口阵地。

为何分两波？原因显而易见——小船容纳有限。

大量影视作品未能真实展现大渡河的惊险，可能因导演理解不足或演员动作难度大。

实际大渡河水流湍急，五月末接近汛期，上游降雨使河水更加汹涌。

勇士们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对岸枪炮，还有肆虐的洪流。历史上的石达开军就是败于此。

河中礁石众多，尤以靠近两岸处多暗礁，非经验丰富的船工难以避开，稍有不慎即沉船覆没。

一条小渡船载九人，却雇有八名船工：两人摇橹，四人划桨，左右两人持长篙负责避礁。

因水流冲击，渡船无法沿最短垂直线行驶，只能走斜线。曾为红军撑船的船工帅士高老人回忆，渡河前小船先被藤纤拉到上游小河口，随后才开始渡河。

第一波九勇士原计划在尖石包登陆，实则抵达下游桃子湾。

船返航时亦走斜线，靠岸后用人力将船拉至更远上游，方开始第二次渡河。孙继先带九勇士抵达时，距目标二百余米下游。

（示意图仅供参考，因难寻小河口、尖石包等地准确位置）

当我夺取渡口，红军大部队开始渡河，两岸各部署一排兵力，负责将渡船拉至上游远处起渡，皆因安全考虑。

渡河难度极大，三只小船完成几师渡河耗时长，这也解释为何夺取安顺场后，红军仍需夺取泸定桥。

可能因杨得志回忆影响深远，官方和民间几乎所有描述都说勇士各携大刀、花机关枪和盒子炮。

但实际情况或有差异。

孙继先1957年回忆记载：“突击队组建后，士气高昂，装备为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枪，一把马刀，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八人登船。”

此段易生误解，不明是全体十八人还是仅第一波九人。

紧接着写：“船靠岸，我带二班及两挺轻机、一挺重机共八战士登船。”

第二波九人中，含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轻机枪需两人操作，重机枪需四人。除孙继先外，其他八人均为机枪手或副射手。

机枪正射手携带花机关枪实属负担沉重。

笔者推测，第一波九人携带九支驳壳枪和花机关枪，第二波九人则配有驳壳枪、重机枪、轻机枪及部分花机关枪。

此为个人推断，因缺乏更具体资料难以证实。

夺取安顺场后，机枪排长李德才及五名特等射手与渡河勇士获奖。部分文章将李德才算入十八勇士，称其为机枪掩护者，故十八勇士中十七人渡船，一人机枪掩护。

笔者对此持反对态度。十八勇士专指渡河突击队员，不含其他人员。

且当年受奖的五名特等射手不止李德才一人，为何只将他算入？

《战士报》186期早已明确划分：“十七个英雄，五个特等射手”，各有各位，分得明明白白。

并非否认李德才英雄身份，但称他为十八勇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