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与贺老总领导的十八兵团携手挺进大西南，接连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在这几个西南省份中，四川的解放形势最为复杂。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和行政安排，上级将四川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区域，并成立了四个行署来分别处理各地事务。

作为川南解放的重要力量，十八军的作用不可小觑。上级从十八军中抽调了大量干部进入地方工作，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军级干部都面临着转业到地方的安排。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政委谭冠三被指派为自贡市市委书记，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则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副主任。这样的安排看似不太符合常规，毕竟在军政架构中，政委的职务通常高于政治部主任。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任命呢？

四川解放后，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战略胜利，但由于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局势依然复杂，且地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行政管理面临极大挑战。更何况，当时重庆依然隶属于四川的行政辖区。为了方便地方治理，上级决定将四川划分为四个行政区，相当于将四川分割成四个省来管理。川东行署驻北碚，川南行署则从自贡迁至泸州，川西行署驻成都，川北行署驻南充，四大行署均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执行各自区域内的行政职能。

这些行署相当于省级政府。张国华担任川南行署主任，相当于省长，郭影秋则是副省长，而谭冠三的职务较低，只担任自贡市市委书记，地位较为平凡，似乎并没有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高。因此，按照常规，谭冠三理应担任党委书记，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上级派遣了从东北来的资深干部李大章担任川南行署的第一书记，彭涛担任第二书记。

从资历上来看，谭冠三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顺利转为党员，成为赤卫队的党代表。此后，他参与了湘南起义，进入了井冈山，开始从事文书工作，逐步在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中积累经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了豫皖苏军区分区的政委及地委书记，负责地方与军分区的联动。随着部队升格为野战军，谭冠三成为了十八军的政委，跟随部队南下，参与了解放中南和大西南的战斗。

郭影秋的资历虽然不如谭冠三深厚，但他是一名文化底蕴丰厚的干部。他曾在铜山师范学校、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和江苏教育学院接受教育，后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参与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郭影秋坚持在苏鲁豫地区开辟根据地，主要从事地方工作，并在军队中担任了湖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和湖西专署专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并在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担任主任，兼任区党委敌工部长。1949年，他被调任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

尽管谭冠三的资历在军事领域无可挑剔，郭影秋在文化和地方工作经验方面更加突出。新中国的建立需要具备能力、经验和文化素养的干部，同时也需要年轻的力量。或许正因如此，郭影秋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副主任，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行政职责。

然而，正当他们前往川南上任时，刘邓、贺老总发来电报通知，要求张国华、谭冠三等干部集合部队待命。此后，他们得知，十八军的干部并不会转业，而是被赋予新的任务，前往西藏执行任务。于是，张国华和谭冠三带领部队前往西藏，郭影秋和少数干部则按计划转业到地方工作。

西藏和平解放后，谭冠三被任命为西藏军区政委，并晋升为中将。而郭影秋则在1952年四大行署撤销后，调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后来兼任省长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最终，郭影秋选择投身教育事业，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校长和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