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商业史的浩瀚长卷中，徽商如一缕清雅的墨香，既书写了财富的传奇，又沉淀了文化的厚度。他们“贾而好儒”，始终秉持儒商之道，成为中国古代商帮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群体。

作为以儒学思想为指导、以“儒商”之名而传世的商帮，徽商通过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五常伦理内化为商业实践准则，实现了道德伦理与商业理性的和谐共融。

商业经营：仁心义行，礼由心生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以来，关于诚信、仁义等思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伦理基石，更是徽商笃信的经商密码。这些由内心生发的“礼”规范，指导着徽商的经营。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正是徽商秉持的信念。在经商过程中，徽商不以自己拥有紧俏商品而牟取暴利，而是甘当廉贾、持价平实，以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合理、正当的商业利润，因而生意兴隆，发财致富。

乾隆三十六年夏，皖南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田地干裂，庄稼绝收，百姓家中存粮见底，粮价飞涨，民不聊生。许多商人见机囤粮，等着卖更高的价钱。有人劝徽商巨贾胡贯三也要“乘时谋利”，胡贯三却说：“让百姓灾荒缓解，就是大利。”他不仅拒绝趁机抬价，反而减价售粮，而且还设粥棚救济灾民。因为胡贯三“取予有义”，丰年不贱价伤农，灾年坚持平价售粮，使他赢得了百姓的赞誉，灾荒过后，百姓们对胡贯三的仁义之举铭记于心。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信誉也越来越好，最终成为“江南六富”之一。这个故事在皖南流传至今，人们提起胡贯三，仍会竖起大拇指：“胡老爷做生意，仁义当先！”

社会交往：以礼待人，以礼接物

儒家强调“以礼相待”，徽商则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商业交往中，徽商通过礼学化的制度设计，使诚信从抽象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惯习，将商业交易的每个环节仪式化，使诚信通过礼仪动作得以具象化表达。

清朝时，婺源有个姓江的木商，做木材生意很有一套。他卖木头有个特别的规矩，叫“三验礼”——验货、定价、交货，每个环节都要行礼。

第一礼：验货先作揖。客人来看木头时，江老板先对客人作个揖，然后才带他们去验货。有人笑话他：“卖个木头还这么多礼数？”江老板说：“作揖是告诉客人，我们诚心诚意做生意，绝不拿次货充好货。”

第二礼：定价要鞠躬。谈价钱时，江老板会先向客人鞠个躬，再报出实价。意思是：“我说的价钱童叟无欺，绝不乱要价。”

第三礼：交货必拱手。木头装车运走前，江老板会带着伙计们向客人拱手行礼。这个礼数既是告别，也是在说：“我们的木头货真价实，您尽管放心。”

时间一长，大家都说：“找江老板买木头，光是这套礼数就让人放心。”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连外省的客商都慕名而来。有人问江老板为什么非要行这些礼，他笑着说：“诚信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这些礼数，就是要让客人亲眼看见我们的诚意。”徽商重“礼”，有利于构建稳固的商业伙伴关系，打造了宏伟的徽商生意版图。

家族传承：重视礼教，以礼传家

除了具备高明的经营水平和优雅的交往艺术，徽商重视礼教，以礼传家的传统更是其能够福泽绵延、世代传承的重要原因。

徽商通过办书院、印图书、养戏班、收藏字画等方式，培养家族子弟的文化素养和商业才能，同时也传承了家族的文化和价值观。　因此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成就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繁盛景象。

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名士辈出。明代的名士王世桢曾率领江南地区一百多位名人，拜访歙县的汪道昆，与歙县名人进行才艺比赛。这些江南名人都各具专长，当时少有可与之匹敌者。汪道昆以歙县一县之人才与江浙名家斗智、斗艺。或谈学论道，互相辩驳；或角技斗艺，一较高下。彼此之间，互有输赢，单终以平手结局，王世桢最终称赏而去。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以行践礼，以商弘道，徽商将商业伦理与儒家礼学融于一体，在商业经营、社会交往、家族传承上均展现出了儒商风采——既恪守儒家道德准则，又兼具商业智慧，在义利统一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成就了“钻天洞庭遍地徽”“纵横明清六百年”的辉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