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新田盗鼎”的故事

“吴新田盗鼎”的故事发生于1922年初，当时掌控陕南边防的军阀吴新田刚刚击退陈树藩，于1月2日占领了洋县县城。就在此时，前洋县知事吴其昌（字雨村，安徽合肥人）向吴新田展示了一张洋县古鼎的照片，顿时引起了吴新田极大的兴趣和觊觎。随后，在新任洋县知事吴德槐（字虚哉）的协助下，吴新田派人将这尊珍贵的古鼎从洋县公署押送至汉中城。此后，这件罕见的青铜古鼎被吴新田秘密运往天津进行售卖，其具体去向至今仍未明朗，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二、洋县古鼎来历之谜

关于洋县青铜古鼎的起源，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的《洋县志》。书中记载道：“古鼎，嘉庆年间，南坝村一带村民挖地时偶然出土，铜质光滑精美，鼎高约二尺，口径约尺五六寸，铭文因年代久远已模糊难辨。”邑绅冯翊治鉴定其为汉代文物，购得后供奉于关圣庙，成为香炉一用，青铜表面乌黑发亮，颇具鉴赏价值。由此可见，这尊青铜鼎于嘉庆年间在南坝村被发现，体型高大约60厘米，宽约50厘米，且曾有铭文但已剥落难以识别。冯翊治作为地方绅士和关圣庙董事，将其安置于洋县东关的关圣庙中，成为当地重要的文物珍品。

然而，1964年由洋县文史学者阎雨人和吴建昌署名的文章《吴新田盗鼎》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文章称，这尊古鼎其实出土于光绪初年，地点为距县城东面约二十里的龙亭镇镇江村，出土时已见“三足之一断裂”。该鼎被张姓村民所得，后供奉于城东关岳庙。奇异的是，鼎断裂的铜足曾因信众焚香化纸，竟然奇迹般地“铜质溶合，裂足复原”。光绪末年，有日本文物商人试图以两千银两高价购买此鼎，引发一场纷争官司，最终由县衙将其收归管理，规定仅在老爷庙庙会时“出库献神”。这场风波使得洋县青铜古鼎的价值和珍贵程度广为人知，成为县内关注的焦点。

三、古鼎下落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关心洋县古鼎的人士还特地拍摄了这尊青铜鼎的照片，题为“洋县公署周朝古鼎摄影”。拍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吏或盗贼乘虚而入，若鼎失踪还能凭照片追责。尽管如此，这些保护措施未能阻止古鼎的消失。1922年初，北洋军阀吴新田掌控洋县，成功夺取这件珍宝。

关于“吴新田盗鼎”的细节，多数说法是吴新田派人秘密押运古鼎至汉中司令部；另有传闻称古鼎被隆重押送，县长亲迎，乡绅护送，四人抬轿，轿上挂彩，伴随古乐，气氛热烈。吴新田夺得古鼎后，据传将其转运天津或上海，卖得大洋三十二万元。南郑人谢佐民在1929年《国画时报》撰文称，洋县古鼎曾“吴某献与吴新田，吴新田又献与吴佩孚”，暗示古鼎或被吴新田转赠给另一军阀吴佩孚。此事扑朔迷离，后人难以考证。但无论如何，洋县青铜古鼎自落入吴新田手中后便音讯全无，成了无解的历史谜团。

当时，上海申报馆曾向陕西汉中吴师长发函，强调洋县古鼎作为地方公物的重要性，呼吁吴新田“速将洋县之商鼎归还洋县公民，用以保令名，免是非”，此信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件文物被夺的广泛关注和不满。

1921年至1928年间，吴新田在陕南横行霸道，压迫百姓，造成巨大灾难。旅陕及旅沪的洋县乡亲和有良知的社会人士多方揭露和谴责他的暴行，尽管北洋军阀时期黑暗，大家只能无奈哀叹。

四、关于洋县古鼎的一些猜想

仔细观察谢佐民拍摄的照片，可以发现洋县古鼎的造型极具特色。它属于典型的商代晚期青铜炊具，圆形口沿，折沿设计，下腹微微鼓起，三蹄足呈半空状。上腹饰以兽面纹，足部也刻有相似的纹饰。河南殷墟出土的多件青铜圆鼎与之形制相近。

例如，1959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后冈祭祀坑发现的戍嗣子鼎，高48厘米，内有三行共三十字的铭文，记载了商王赐福戍嗣子的事迹，是目前出土铭文最丰富的商代青铜器。

还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子龙鼎，高达103厘米，出土于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是现存最大商代圆鼎之一，因铭文中有“子龙”而得名。

1990年在殷墟郭家庄高级贵族墓出土的圆鼎，亦与洋县古鼎极为相似。

汉中地区尤其是城固、洋县，自古以来虽多青铜器出土，但如此规模且工艺精湛的青铜鼎却极为罕见。据历史记载，这尊洋县古鼎高约60厘米，宽约50厘米，且有铭文，工艺与商代著名青铜鼎不相上下。若这尊古鼎仍然保存完好，无疑将是震惊中外的国宝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