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非单纯的故事，尽管它往往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史书本质上是通过讲述一则则历史故事来记录历史的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化的思维也逐渐渗透进了我们的历史认知中。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常常会见到“好人”和“坏人”的划分。而在历史的叙述中，似乎也总有明确的好人与坏人。某个朝代的兴盛被归因于“好人”的贡献，衰败则是“坏人”所致。于是我们不自觉地为好人落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也对坏人吐一口不屑的痰。然而，真实的历史远比这简单的二元对立复杂。我们往往无法断言某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有时，好人也可能做了坏事，坏人也不一定全是恶行。

然而，史书的故事叙述并非完全客观，它带有某种立场色彩。在讲述历史事件时，这些立场如同给故事上了滤镜，它模糊了很多细节，同时也通过美颜效果放大了偏见。正是这种带有立场的美颜，使得我们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逐渐拉远了距离。

举例来说，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在史书上，很难找到对他们的好评。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他认为，正是因为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如宦官），才让先汉兴盛；而后汉的衰败正是因为皇帝与小人勾结。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贤臣的标准似乎非常明确：士族出身的官员才是贤臣；而宦官及其党羽，则被视为“坏人”，乃东汉衰败的罪魁祸首。

当然，诸葛亮作为士族出身，他对宦官集团的反感显然不无偏见。但宦官自己同样不甘示弱，他们的反击也充满了力度。比如曹操，当他担任洛阳北部尉时，秉持严格的法治，甚至亲手处决了大宦官蹇硕的亲戚。曹家的三代人中，宦官的势力背景不容忽视——曹操的父亲曹嵩和祖父曹腾都是有名的宦官。但曹操依然勇敢地与宦官集团抗衡，试图赢得士族的支持。这一切，也是一种“靠拢士族，打击宦官”的政治投名状。

然而，尽管曹操的反宦官姿态颇为明显，他的举动并非完全出于高尚的动机。宦官集团的腐化与堕落固然让人厌恶，但士族集团的“贤臣们”是否就能全身而退呢？他们自己同样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十常侍曾在干掉大将军何进时，痛斥当时的朝廷，称“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言外之意是，宫中的宦官腐败，但朝堂上的士族和官员又有谁比宦官更清廉呢？

因此，单纯将宦官集团视作坏人，士族集团视作好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东汉时期的宦官集团究竟做了多少坏事，令人咬牙切齿的事件确实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宦官的败坏并非唯一的历史原因。士族集团同样有自己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并非都光彩照人。

在东汉朝廷中，存在着四大权力集团：皇帝、宦官、外戚和士人。这四个集团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皇帝和外戚的关系，常常是依赖与背叛交替进行。东汉时期的皇帝普遍早逝，许多皇帝从登基到临终，往往只有二三十年的寿命。由于皇帝年幼或者健康不佳，朝政往往由太后代理，而太后的权力又需要依赖她的家族——外戚。因此，皇帝与外戚的关系一开始是依赖的，但随着皇帝渐渐成长，外戚集团却拒不交权，导致了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斗争不断。

与外戚的争权不同，皇帝与宦官之间形成了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在面临外戚的威胁时，皇帝往往会依赖宦官来帮助自己收回权力。对于当时的皇帝来说，宦官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他们能够协助皇帝掌控朝政，而士族集团的贤臣们，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有效支持皇帝的决策。

而为何皇帝不依赖士族集团的贤臣呢？这是因为外戚掌权时，已经彻底清洗了大部分士族精英。士族中的“贤臣”若与皇帝合作，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危险，甚至有可能被外戚视作威胁而加以排挤。即便皇帝想要借助士族精英的力量，实际操作中也受到重重阻碍。

外戚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复杂，既有合作也有对抗。由于外戚集团的权力逐渐增强，士族不得不依附于他们。尤其在东汉时期，士族和外戚的合作成为了一种政治常态。这种合作，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合法性”，士族和外戚的联合掌控政权，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最后，关于皇帝、宦官和士族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三者独立对立。皇帝与宦官关系的本质，是依靠宦官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而士族集团，由于其深厚的背景与根基，始终无法与皇帝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反而常常对抗皇帝的意图。

例如，桓帝在党锢之祸中的决策，其实背后是皇帝与士族集团之间的对抗。宦官，作为工具，成了皇帝抵御士族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角色，虽然充满争议，却只是皇帝手中的一根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