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年九月，嘉庆皇帝收到浙江巡抚孙玉庭的奏折，弹劾建德县知县刘又向涉嫌大肆勒索商人，建议朝廷严肃处理此案。

通常巡抚弹劾县令并不稀奇，只要罪名成立，交由刑部、吏部依法处置即可。然而，嘉庆帝看到“刘又向”这个名字时，却觉得十分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四月，他亲自见过这位身份不高的七品知县。

根据清朝官员任免制度，新官上任之前必须经过吏部带领引见，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缺。刘又向就是在四月的引见队伍中被嘉庆帝审视。皇帝当时对他印象不错，批语中写道：“人老实、忠厚，可任知县。”

五月，刘又向正式任命为建德知县，八月初抵达县城上任。仔细算来，从上任到被弹劾，时间不过一个月有余。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无论他多么急于发财，也不会这么快就动起勒索商人的念头。

这显然有蹊跷，嘉庆帝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便下令刑部派员彻查此事。

刘又向出身云南楚雄府广通县，乾隆四十六年生于一个贫寒农家，祖辈世代务农，家中从未有人出过秀才，更别说官员。

他从小聪慧异常，家乡私塾先生一见便知他有学问潜质，便免费收他入学。十七岁时，他在院试中表现出色，顺利晋级生员。二十一岁再战乡试，一举考中举人。

刘又向的科举之路颇为顺利，尽管首次会试失利，但嘉庆十三年第二次会试中，他名列三甲第29名，成为进士。彼时他才27岁，在同届进士中算是年轻有为。

不过，仕途并不顺畅，主要缘由是家境贫寒，没钱贿赂吏部文书，官职迟迟得不到落实。

他苦苦等候七年，一直坐冷板凳，直到嘉庆二十年才因资历被选为候补知县，并经吏部引见，最终实授建德知县。

这七年间，他背负了沉重债务，没得缺之前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可拿到官凭后，问题随之而来。

官员上任前必须准备一大笔贿赂银两送给京城官员，否则难以安稳任职。刘又向经过精打细算，发现少则六千两银子不够用。

无奈之下，他只得向京城各大钱庄借贷，史书称之为“拉京债”。

北京的钱庄专门做这笔生意，借钱给官员赚取高额利息。刘又向若借实数六千两，扣除手续费和利息，实际要借七千五百两左右。

贷款利率高达每月三分，一年下来，刘又向每月需偿还本金利息合计八百多两银子，数额巨大，令他压力山大。

钱庄放贷不用担心收不回，借给官员风险极小，因为地方官一上任，收入很快进账。

建德县虽属中下等县，但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兴盛，年入三万两银子不成问题。

但三万两银子可不是说拿就拿的，且前任知县已提前透支了大部分补贴，收益得等一年才显现。京债利滚利，一年后连本带利需偿还约一万两，压力更大。

刘又向刚到县衙，催债的便接踵而来，这些债主皆有京城后台，得罪不起，只得四处筹钱应付。

新官上任，地方士绅商人纷纷赠礼，但总数仅五百多两，远远不足以还债。

负债压力巨大，刘又向只得冒险向几个富商张口借款，金额高达一万两。

当时官员向商人借钱，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勒索，根本无还款之意。富商们既不好也不敢拒绝，只能凑钱给他。

此事尚未过火，但刘又向写借据时未注明利息和还款期限，便成了赤裸裸的勒索行为。

富商们有门路，秘密派人赴杭州举报，浙江巡抚孙玉庭得知后，立刻停了刘又向职务，并上奏嘉庆帝。

刑部迅速派人调查，查明事实后呈报皇帝。根据律法，刘又向身为县令公然勒索，轻者革职抄家，重者流放边疆。

嘉庆帝素来宽厚，且此案并非孤例，视为地方普遍弊端。加之对刘又向印象尚好，决定从轻处理。

嘉庆批示称刘又向无贪污亏空，勒索属私人债务，与公事无关，鉴其贫寒出身，予以革职处分但不抄家。

反倒是北京几家钱庄因高利贷被重罚，勒令缴纳一万二千两罚金，刘又向只需偿还本金。

嘉庆帝对刘又向网开一面，却无力根治“拉京债”这一社会痼疾，而此弊端也成了官员腐败的温床。

道理很简单，负债累累的官员难以公正廉洁，为民造福无从谈起。在清代，出身贫寒者愈难做到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