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瑶说史

编辑/阿瑶说史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蒙元王朝无疑是一个充满游牧文化影响的政权，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在帝王的圣旨和文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蒙元帝王颁布的圣旨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语法结构和语言形式上，还在内容上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例如，通过蒙古语的变音、敬称、词尾变化以及特殊符号的使用来表达对天命和神灵的敬畏之情。文书中经常使用如“长生天之力，福佑天地”、以及“无体之事，无所不用其极”等直译式语言，这些表达体现了蒙古人对天命、帝王与宗教之间深刻的关联，构成了蒙元时期帝王文书的独特语言体系，形成了以“祈祷语”和“威慑语”为代表的文字特征，突显了长生天、天帝与帝王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些语言形式和思想表达，无疑源于蒙古人特有的世界观，尤其是在12至13世纪，腾格里信仰对蒙古人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对腾格里信仰的深入研究，对于理解和把握古代蒙古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帝王文书的程式化、标准化，恰恰是腾格里信仰体系中某些基本元素和行为模式的具体体现。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蒙元帝王文书中的腾格里信仰元素，并结合《蒙古秘史校勘本》等相关资料，探究腾格里信仰的核心理念，进而复原古代蒙古腾格里信仰的基本框架。

在蒙古帝国时代，皇帝的命令被称为“持声音”或“kele”，其中，“kir geki”意指“送古头”，强调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如同传递实物一样精确。为确保指令传递不出差错，朝廷通常会挑选记忆力出众的人员专责此事，以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在蒙元时期，圣旨文书的撰写和传递不仅具有严谨的要求，尤其是文书的翻译工作，更是对语言精确度的高度要求。翻译过程中，通常会逐字逐句地将内容翻译成蒙古语，尽力保持原文的忠实传达。对于如此偏远的北方国家，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风貌，蒙元时期的文书翻译遵循了一套固定的原则，即不考虑翻译的常规原则，仅根据蒙古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法规律来进行翻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固定格式。这种翻译方式的背后，是蒙古人对“圣语”的深深崇敬与敬畏，亦可称之为“敬译体”文书。帝王的圣旨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宗教信仰元素，它们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清晰地反映了“长生天”以及与天命、帝王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蒙客腾格里”是一个复合词，通常发音为mongke tenggeri，但在文书中却常常偏离这一规则，出现了如“monnga”、“mongga dri”或“monggadè nri”等不规则的变音形式。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畏兀体蒙文圣旨和八思巴文圣旨中，且在语言学上难以用常规的语言规律解释。通过对文书学的综合研究，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与古代的避讳制度有关，尤其是避讳祖先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音变体不仅不同于蒙古语音的正常发展，也是一种符号，目的在于表示对禁忌的尊重，是一种“超音位”语音学原则，提醒宣读者不违背传统的敬畏规则。

“长生天气力里”是蒙元皇帝和皇后圣旨中常见的专用词汇，与蒙古人日常祈祷的习惯密切相关，体现了他们对“天”力的崇敬。这种表述可称为“祈祷语”，反映了蒙古人那种“所有事物都归天”的信仰。然而，在蒙元早期，圣旨中很少提到“长生天”的力量，而多使用“天之力”。这是“长生天”与“天”之间的微妙区别。另外，皇帝还曾规定，僧侣等宗教人士仅向“天”祝寿，而非向“长生天”祝寿，显示出“天”和“长生天”在信仰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翻阅《蒙古秘史校勘本》时，作者发现“蒙客腾格里”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关键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尤其是在关系到战争、权力争斗和社会命运的重大事件中。蒙古人相信“蒙客腾格里”的意志决定着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甚至可以左右整个社会的命运。人们常说，“长生天决定吧”，意思是要无条件服从天命，事后才能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蒙客腾格里”的意愿。这也反映了蒙古人对于天命的认知，他们认为自己的意愿、祈祷和行为并不会影响腾格里的决定，人的责任只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相较之下，“腾格里”的范围更为广泛，涉及到人的生死、健康等各个方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人们通过各种仪式来获得“腾格里”的庇佑。因此，在帝王文书中提到的“告天祝寿”一类的表达，并非等同于“向长生天祝寿”。

至于萝古人供奉的诸神，是否存在天界与地界，以及它们的具体位置，仍然是一个谜。依照蒙元帝王文书的格式，“蒙客腾格里”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祇，而“腾格里”则被视为其下的神明。然而，历史学和民族学很难解释“腾格里”的具体位置和概念。在古代蒙古人的眼中，“蒙客腾格里”具有无可比拟的威力，而“腾格里”则较为模糊，且不涉及神灵控制的具体定义。这使得蒙古人对天界和天堂的认知变得模糊，地界和地狱的概念同样不明确。

蒙古人认为，每个人应得的奖赏，都是由“腾格里”来决定，而非来自某个“另一世界”。这一信仰观念，实际上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观非常一致。草原上遗留下来的石柱、鹿石和石人等遗迹，主要表现了“札阿邻”与天神的互动，其中描绘了“札阿邻”升天或降临的场景，“天”和“地”之间的界限常常以简略的线条表示，整体表现为一种和谐的、浑然一体的宇宙观。

综合来看，蒙元帝王颁布的圣旨文书所体现的宗教成分，不仅反映了12-13世纪蒙古人对“腾格里”的信仰，也展示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代蒙古人天地合一的宇宙观，以及“腾格里”信仰的广泛意义。这对于研究古代蒙古以及内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201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75节

青格力：《蒙元时期蒙古文书中的威慑语》，《欧亚学刊》，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