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2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为实现吞并南宋的野心，指派他的弟弟忽必烈从金莲川出发，前往京兆府（今西安）部署对南宋四川地区的军事行动。忽必烈抵达京兆府后，驻扎在川陕边境与关中的蒙古军开始了频繁的调动与集结。

这股强烈的动向引起了四川制置使余玠的高度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备战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余玠在看到关陇地区蒙古军的频繁调动后，不禁担忧：他所面临的对手究竟是忽必烈亲自领导的蒙古军，还是远在哈拉和林的蒙哥？

若真是忽必烈领导的军队，余玠认为只需在川蜀地区加强屯田和筑城防御即可；然而若是蒙哥主导的军事行动，那就不仅是川蜀，整个秦岭到淮河沿线的南宋边界，都会遭遇蒙古军的广泛侵扰与攻占，局势将变得极其严峻。

果不其然，未来几个月，余玠不断收到关于蒙古军在川陕边境筑城的消息，这使得他对局势的担忧愈加深重。不仅如此，数千里外的荆襄、江淮一带也相继传来蒙古军筑城屯田的消息。这些不详的消息，无疑在余玠敏感的神经上敲响了警钟。

很显然，随着蒙哥即位，蒙古军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早期蒙古军的作战风格以“来则打、打则掠、掠则杀、杀则烧、烧则走”为特征，简洁而高效，但也暴露了后勤保障和长线作战的不足。在蒙哥的统治下，蒙古军逐渐学会了更加稳健的战术。他们开始在南宋的边界线，尤其是在川陕地区逐步筑城、屯粮，逐步以点带面，从而蚕食南宋的领土，延伸战线，逐步逼近南宋的心脏地带。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威胁，余玠迅速作出反应，命令驻守川陕的各州采取一切措施阻止蒙古军修筑防线，同时上书朝廷，提醒其关注荆襄和江淮地区的蒙古军事动向，并再次向朝廷建议在四川一带推广山城防御体系，强调“移城于山，积栗以守”的优势。余玠这种措施虽然给蒙古军的筑城计划带来了干扰，却也让忽必烈对余玠的态度感到不悦。

尽管如此，余玠并未停下对蒙军筑城计划的干扰，导致川陕地区的蒙古军多年未能顺利建成一座城池。这一局面逐渐激怒了忽必烈，他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于是，在忽必烈的指令下，蒙古的马前卒汪德臣与火鲁赤携兵南下，攻击余玠此前收复的成都。

蒙军在攻占成都并洗劫一番后，继续沿岷江南下，直逼嘉定府（今乐山），其兵锋锋芒直指余玠的重庆府。面对这一挑衅，余玠决定反击。他立即调集川蜀各地兵力，悄然向嘉定府集结。

短短半个月，余玠亲自带领五万川蜀精兵，抵达嘉定府。当地守将俞兴详细地向余玠汇报情况：蒙军攻占成都之后，已经开始集结约三万兵力，准备渡江攻取嘉定府。余玠并没有急于做出决策，而是亲自前往嘉定府外勘察地形，实地了解敌我态势。

嘉定府外，群山环抱，岷江蜿蜒而过。余玠在地形勘察中，发现两座险峰——万山堡和必胜堡，分别位于嘉定府的关键入口处。凭借这两座山的天然屏障，余玠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第二天夜里，他派出五千精兵悄悄攀上这两座山峰，并装备了最强的“神臂弓”，准备在关键时刻给蒙军致命一击。

几天后的夜晚，余玠指挥下的宋军悄悄潜入蒙军营地，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八百精锐宋兵如幽灵般闯入蒙军营地，凭借夜色与熟悉地形的优势，造成了蒙军一阵混乱，蒙军误以为宋军主力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汪德臣和火鲁赤的指挥下，蒙军很快恢复了阵型，开始反击。

不过，宋军的目标并非正面硬拼，而是通过不断的小规模袭扰牵制蒙军的主力。与此同时，余玠秘密派遣杨成带领两万精兵绕到蒙军背后，准备对蒙军发起致命一击。

不久，蒙军忍受不住多日的袭扰，决定渡江攻占嘉定府。而在进攻途中，万山堡和必胜堡成为了他们必须经过的关键点。正当蒙军试图强行突破时，埋伏在两座山顶的宋军以强弓劲弩展开猛烈射击，造成了蒙军严重的伤亡。然而，蒙军依然决心突破，以牺牲同伴为代价，继续推进。

然而，就在蒙军即将突破山口时，杨成指挥的宋军突然从背后展开偷袭。蒙军后方的防线顿时被瓦解，陷入了混乱。与此同时，余玠指挥的三万大军从嘉定府正面杀出，彻底打乱了蒙军的部署。五千埋伏在万山和必胜堡的宋兵也迅速加入战斗，形成了对蒙军的三面夹击。

蒙军陷入了绝境，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在汪德臣和火鲁赤的指挥下分兵突围。然而，川蜀地区的山地与江河使得他们的突围之路困难重重。最终，汪德臣和火鲁赤带领少数残兵败将，沿途不断遭遇南宋山城守军的袭扰，直至他们在隆庆府附近遭遇重重困境。

这场持续数日的苦战最终导致蒙军几乎全军覆没，汪德臣和火鲁赤带领的少数幸存者逃往剑门关（今剑阁县东）一带。此地地势险要，正是余玠所设计的防御体系的核心所在。最终，汪德臣和火鲁赤在绝境中分道扬镳，各自带领少数残兵突围而去。

嘉定府一战，余玠凭借出色的战术与精心布局，成功歼灭了南下的蒙军，确保了川蜀地区的安全，成为南宋抗击蒙古入侵中的一大亮点，极大地鼓舞了南宋的士气，也为后来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