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清朝时期,由领班军机大臣张廷玉和著名史学家万斯同联合编纂的《明史》中指出,元顺帝在元末的军事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朱元璋战斗力的严重低估。当时元廷普遍认为朱元璋的力量远不如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最多只能与张士诚相提并论。
事实上,这种轻视不仅存在于蒙古统治者中,陈友谅也持同样观点,甚至连红巾军的领导者韩林儿自己都认可这一看法。
红巾军的表面实力
表面看来,刘福通麾下的红巾军在战斗力上远胜朱元璋旗下的部队,显得更加凶猛且严整。红巾军实际上是一支宗教性质极强的武装力量,组织架构、训练方式、装备配备乃至思想意识,均深受白莲教的影响。其领导人韩林儿,正是北方白莲教领袖韩山童的儿子。
他们穿戴黑色厚重的直身甲,腰系裈甲,披膊与裹腹巾都装饰华丽,军官们一律穿着宋明风格的三件套服饰——抱肚、貉袖和紧缠盔甲外的领巾,威风凛凛。武器配置上,他们双手挥舞长刀,背负弓箭,腰间悬挂副武器骨朵,全副武装下的战斗装备重量达124公斤,战斗力极其强悍。
与热衷杀戮、纪律松散的朱元璋军队不同,刘福通的红巾军纪律严明。每当攻占或经过城池,虽会屠杀元军,但对当地百姓绝无侵犯,这一点与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极为相似。
当年,韩山童在颍州起义,虽英勇但不幸被俘殉难。许多北方白莲教徒为躲避元军追剿,纷纷南逃,归附彭莹玉,并推举徐寿辉称帝,建立了“天完国”。韩林儿称帝后,这些将领又纷纷北上,重返红巾军阵营,作战英勇无比。因此,红巾军身上也带有些许彭莹玉势力的影子。
虽然红巾军起义源于农民反抗,但其根基其实是依附于百年前的宋朝皇室。例如韩山童曾自称宋徽宗第八世孙,号称“明王”;而刘福通更宣称其祖先是大宋名将刘光世,声势颇为显赫。
在兵力数量上,红巾军人数远超朱元璋部队。韩山童被害后,刘福通不惜冒险联络逃散的信徒和工匠,迅速招募数万壮士。1351年9月,他手握十万大军,汝州、光州、舞阳等地百姓纷纷携家带口加入。到1355年2月,红巾军兵力逼近百万,且无论城战还是野战均未尝败绩,装备也逐步现代化,战斗力大增。相比之下,朱元璋军队显得十分寒酸。
所以无论从元军、红巾军还是南方义军的角度分析,朱元璋的实力显然远不及刘福通。
刘福通的三路北伐
元顺帝起初并未重视刘福通的红巾军,元朝庞大的交通网让统治者自信能迅速镇压任何叛乱。此前,胡闰儿、周子旺、方国珍等起义者均被地方军队围剿殆尽,况且元军的铁骑随时可抵达豫皖地区。元顺帝坚信只要元兵出动,必能将红巾军击溃。
然而,事实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刘福通一呼百应,红巾军势如破竹地击败沿河元军,处决监工,在饥民和教徒支持下,将元兵打得溃不成军,很快占领了元粮仓朱皋。
河南形势急转直下,元顺帝紧急从大都调兵增援,却未料也先帖木儿刚抵沙河便遭红巾军突袭,损失惨重。先头部队巩卜班率领的侍卫汉军全军覆没,巩卜班被斩,三十万元军仓皇逃散,兵力锐减。也先帖木儿逃回开封,仅能聚集散兵游勇万人。
随后答失巴都鲁试图攻许州,红巾军以中翼诱敌,两翼猛攻,打得答失巴都鲁溃不成军,长子孛罗帖木儿也被俘虏。
短短两年,红巾军令元军损失数十万。元顺帝不断向河南安徽增兵,却仍节节败退。
1356年秋,元军连连溃败,红巾军开始北伐。刘福通派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击晋南;赵均用、毛贵率东路军绕海取山东;关铎、潘诚领中路军越太行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活动于冀南豫北,牵制元军主力。
但察罕帖木儿的到来使红巾军所有北伐胜利化为泡影。他切断三路军补给,压制毛贵于济南,关铎潘诚被迫穿越千里草原逃往高丽。
随后元军展开大规模反攻,红巾军残部遭重创,刘福通此前夺取的地区陆续失守,元军全面逆转战局。
红巾军虽勇猛且擅长城战和野战,战术灵活,士兵视死如归,但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猜忌激烈。顺境时英勇非常,逆境便窝里斗,赵均用曾杀毛贵,毛贵部下又诛杀赵均用,此类冲突屡见不鲜。
元军获胜后,内部也陷入纷争,昔日盟友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为争地盘展开血战。察罕帖木儿被杀后,其遗志由扩廓帖木儿及李思齐、张良弼等人继承,又引发连番内战。
因此,当朱元璋在南方与陈友谅、张士诚激战时,蒙古统治者选择坐观虎斗,不屑一顾。扩廓帖木儿甚至对幕僚说:“只要南方义军不来云中,我就坐看成败。”显见他既轻视朱元璋,也想借双方冲突渔利。
朱元璋更胜一筹
扩廓帖木儿自信满满,元顺帝最初亦不慌张。豫皖一带的红巾军尚且不能威胁皇权,沉浸南方、从未北上的朱元璋更无可怕之处。元顺帝调派扩廓帖木儿、李思齐驰援关内,意图借围剿朱元璋清除割据势力,一举两得。
但徐达初战即令元顺帝和扩廓帖木儿震惊。刘福通的红巾军虽强,朱元璋的军队更胜一筹!
在将士的勇气方面,朱元璋部队与红巾军同样英勇无畏,死战到底。但在战略、战术以及将领忠诚度上,双方差距显著。
首先,朱元璋的战略极具独创性。他对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时,从未轻率直攻对方主力,而是采用点带面,逐步削弱对手羽翼,最终形成包围殲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北伐时,他指挥徐达、常遇春先取山东,消除元军屏障;再转战河南,斩断元军后援;继而夺取潼关据守,控制元户枢纽,最终包围大都,逼使元帝孤立无援,不战而屈人之兵。夺取大都后更计划出兵云中、九原,攻占关陇,实现天下统一。
反观红巾军,虽重速度与擒贼擒王,但在山东、山西毫无根基,穿行其间极易被切断后路,沦为无依无靠的“风筝”,终被察罕帖木儿扳回劣势。
战术上,朱元璋部队虽首次北上,却采用先进的“步骑结合”战术和“兵不厌诈”的策略,令元军损失惨重,自己损伤却极少。红巾军更多依赖勇武,将士冲锋陷阵,缺乏系统战术,缺少后援支撑,最终被分割围剿。
此外,朱元璋为徐达配备了强大的军师团队,保障作战周密无忧。
最后是忠诚度,朱元璋麾下将领如徐达、常遇春、邓愈等皆随朱元璋多年,历经生死考验,忠诚无比,经验丰富。而红巾军将领大多出身苦寒百姓,教育不足,部队派系纷争激烈,顺境时勇猛无比,一旦受挫即士气崩溃,战斗力骤减。
朱元璋阵营不仅将领经验老道、忠诚坚固,且有善于治理地方的邓愈、冯国胜等人稳固后方,源源不断提供兵员粮草,确保前线徐达后顾无忧。
因此,尽管红巾军兵力庞大,但各方面均不及朱元璋。元顺帝与扩廓帖木儿把朱元璋视作二流红巾军头目,最终因轻敌屡遭惨败。
徐达北伐首战即大破复叛的王宣、王信父子,将王宣头颅挂满鲁南鲁西南各州,声势震撼。元顺帝仍不警觉,以为山东问题在掌控中,援兵必能镇压徐达。
然而援军未至,徐达已跨过黄河,直扑青州,迅速横扫山东诸州。元末战场上,元军和红巾军惯用武力压制对手,而朱元璋军队则注重精神感召。徐达北伐前,朱元璋命宋濂撰写《奉天北伐讨元檄文》,鼓舞百姓反抗压迫,且对蒙古、色目人秉持宽大政策,赢得民心,山东诸州纷纷城门大开,诚心归附。
平定山东后,朱元璋在应天称帝,明军与元军在河南激烈对峙。明军采用迂回战术包抄,元军惯于正面抗击,但遭遇包抄必然撤退。徐达主力牵制元军,邓愈、冯国胜则绕至后方,四面合围,元军溃败千里。
徐达仅用四个月,便实现朱元璋“旋师河南,拔潼关而守之”的战略意图,将战线推进至河北。
山东河南相继失守,元顺帝终于认识到,朱元璋部队远非二流红巾军,而是作战方式更灵活、抓住元军弱点的强劲力量。此前被认为能抗衡明军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徐达面前唯有逃亡。
元顺帝惊恐万分,放弃大都,扩廓帖木儿亦开始重新评估明军战力。虽数次击败明军,将汤和逼入困境,但天下大势已定,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扭转乾坤。随着徐达北上,扩廓帖木儿终不得不含恨撤退,归返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