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项英在新四军时期的贡献被越来越全面地揭示出来，对他的评价也愈发趋于客观和公正。作为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之一，他与其他领导人携手指导部队，屡次成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行动，因此被誉为“铁人”，展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的战斗精神。

对项英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不仅是党史研究的关键内容，也是深入探讨新四军革命历史的必要环节。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项英早在1920年便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早年间，他在武昌城纺织厂任职普通工人，经历着工头的严苛压迫和低微的工资待遇，和广大劳苦大众一样承受着沉重的剥削。

项英出生贫寒，15岁时便进入工厂工作。尽管劳动强度大，他依然坚持自学，床头堆满了《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日复一日地阅读和思考。渐渐地，他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绝非天生注定受压迫，而应当奋起反抗、团结一致争取自己的权益。他坚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1920年，项英抓住时机，成功发动了第一次罢工，这标志着他从一个受压迫的工人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先锋。在这次罢工运动中，项英对工人运动的信心显著增强。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此时，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项英被派往武汉江岸，负责筹建工人俱乐部。

1921年12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挂牌成立。工作成绩卓著的项英于192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广为人知的是，项英作为一位年轻且极具组织能力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等中国近代著名工人运动中，都留下了积极参与的身影。

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代表出席党的二大。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期间，他与林祥谦、陈潭秋等领导了两万多名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使得全长1200公里的铁路陷入瘫痪。当军阀血腥镇压罢工时，项英冲锋在前，带领工人纠察队闯入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

此后，项英与其他十七名工人领袖被通缉，面对被捕的危险，他依然坚守岗位，直到组织多次催促他转移。1923年4月，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在长沙火车站迎接了项英，两人首次相会。项英身着长衫，肩背包袱，一走出车站便被毛泽东一眼认出。毛泽东则凭借双方事先约定的红油纸伞、破旧包袱和灰布长衫的标志确认了身份。两人没有激动拥抱，仅是微微点头致意，随后项英跟随毛泽东离开车站。

他们一同来到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公室，终于激动握手拥抱。两人端起两大碗热开水，配着校工买来的大饼和油条，边吃边谈湖南工人运动的现状。最终他们分析“二七”大罢工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毛泽东强调：“外部势力与军阀勾结，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各类革命及非革命民主派建立紧密联合战线，才能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取得革命胜利。”

项英听着毛泽东的话语，时不时点头，这些经验虽然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却来自革命一线，令项英心中倍感敬佩和触动。两人谈论至夕阳西下，随后一同离开学校，前往湖南省组建第一个党支部时租用的秘密活动机关——小西门外清水塘22号的平房。

一进屋，香气扑鼻的饭菜味便迎来项英。自大罢工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菜。此次与毛泽东的愉快交谈，更令他胃口大开，对杨开慧亲手烹制的三荤四素连连称赞。毛泽东看到客人吃得如此开心，心中既喜又酸，虽然杨开慧厨艺出众，但两人生活拮据，饭菜虽好，也只能说明项英平时的饮食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于是不断往项英碗里夹菜。

直到项英逝世前十五年，他仍常常忆起这顿饭，感慨这或许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1924年，项英服从安排，来到上海西区平民学校担任教师，一方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方面组建沪西工友俱乐部。很快，沪西的工人群众被团结起来，发起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五卅运动”，项英与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共同指挥了涉及22个纱厂、近四万工人的罢工行动。

1926年5月，项英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他转移到上海，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持续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6月，项英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届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从此，项英从武昌城纺织厂的普通工人成长为党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要成员。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工作。同年年底，项英肩负起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重任。

1934年10月，形势异常严峻，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必须有人留下来担负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随后，中革军委指示他成立中央军区，他担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成为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核心人物。

在这一关键时刻，红军的命运几乎全寄托在项英的忠诚与勇气上。1934年10月，项英送别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的最后一支队伍，按照计划，他须坚守瑞金、会昌、宁都、雩都四县形成的三角防线。然而，现实异常艰难：留守的近三万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仅配备大刀、梭镖，甚至有人徒手抗敌，拥有枪械的极少，更有超过一万名伤病员需人照顾。

项英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红军主力撤离后第三天，他召开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发布两项重要命令：一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严禁在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撤离前擅自疏散；二是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成功战略转移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每个人必须积极配合。项英还采用“迷惑战术”，指示机关正常办公，处理公务，以此迷惑敌人，严密封锁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才得知红军主力已全面转移，令国民党内部愤怒不已，随后展开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全面清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小块，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项英频繁致电中央，但中央正处于转移过程中，三个月未得到回复。军区成员人人自危，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才收到中央电报指示，将部队分为九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

突围前，项英例行向中央发送电报，经过数小时才全部发送完毕。敌军逼近时，项英与陈毅匆忙销毁密码、埋藏电台，撤离雩都，向赣粤边境突围。随后，项英带领游击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抗争，期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等多位领导人相继壮烈牺牲。

国民党调集约五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再次对赣粤边游击区实施“全面清剿”，誓言三月内“打死、饿死、困死”中共游击队。敌军不断收紧包围圈，令项英等人压力巨大。项英回忆道：“因敌人封锁，夜间不敢在村镇过夜，害怕突袭，睡在山林里。差不多两年里，我夜里从不脱衣，穿鞋睡觉。”

彼时，项英常穿着那套已褪色、破旧不堪的棉布制服，补丁满布，却无力更换。国民党军队恼羞成怒，实施赶农民出山、合村并居的“封坑”政策，使游击队与群众联系断绝，粮食和药品断供。

此前，项英与陈毅领导的游击队，曾帮助群众打土豪，分配缴获财产，修复被烧毁的房屋，并在赤白交界地带组织群众团结抵抗苛捐杂税，保护百姓利益。断绝联系后，游击队与干部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采集野菜、挖竹笋、摘野果，甚至饿极时烧马蜂窝吃。

“封坑”政策导致医疗物资匮乏，许多战士因小病拖成重病，最终牺牲。尽管如此，项英常教育干部战士：“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坚强活下去，游击队和共产党的旗帜绝不能倒。”

尽管敌人严密封锁，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未被切断。受到游击队救助的群众总想方设法送粮食、传递情报。项英感慨道：“后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小分队被南京政府军截断，全靠农民保护，农民藏枪支，分米给我们吃……”回忆往事，他哽咽难言。

在人民的鼎力支持下，红军游击队成功突破敌人经济封锁，令国民党“三月大话”一再推迟，全面清剿计划从三个月延至半年、一年，最终演变成无限期的“长期清剿”。这场持久战激烈残酷，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感叹：“项英，真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1941年3月14日，皖南事变发生两个月后，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杀机。当天夜晚，安徽涇县茂林地区赤坑山半腰的蜜蜂洞内，发生了惨烈的背叛事件。风雨交加，雷声轰鸣，副参谋长周子昆、警卫员黄诚、项英及军部副官刘厚总四人依偎着洞壁休息。夜深人静，除了睡在洞口的刘厚总外，其余三人已熟睡。

凌晨三四点时，刘厚总悄然起身，打开手电筒，掏出驳壳枪，颤抖着向项英头部连开两枪，鲜血飞溅，项英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