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期，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地方逐渐走向独立，这一变化背后深刻的根源之一便是中央权威的丧失。具体来说，唐廷的权威丧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诏令无法在地方执行，地方的节度使和州刺史并非由朝廷任命；其次，部分藩镇获取了“墨敕”除吏的权力；第三，宰相的任免逐渐失去了皇帝的独立决定权，藩镇对其任命有了较大的影响力。

（一）朝廷诏令无法贯彻，地方军政领导不再由中央任命

在唐末，朝廷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中央政权，不断发布诏令，试图制止地方独立化趋势的加剧，但往往事与愿违，地方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无视朝廷的命令，甚至与中央进行对抗。举个例子，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在中和二年八月起兵南下，企图控制浙西，并展开了持续的战争，导致杭越一带战火不断。尽管僖宗曾派遣中使焦居燔去协调双方停战，然而刘汉宏和钱镂均无意遵从，双方继续兵戎相见，朝廷的诏令完全被置若罔闻。

更为严重的是，在唐朝的地方军事势力逐渐壮大的背景下，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膨胀，甚至出现了公开挑战朝廷权威的情况。董昌和钱镂这两个藩镇势力，虽然在初期通过战争获得了显著的地位，但董昌在权力上逐渐走向了膨胀，在乾宁二年竟然自称帝王，最终引发了钱镂的反叛。朝廷出于董昌对外“贡输之勤”的贡献，几度赦免他，但地方依然不听号令，最终董昌被俘斩杀。

类似的情况在北方也时有发生，朱全忠和李克用的争斗是北方藩镇角逐的代表。在昭宗试图通过发布诏令来调解两方的矛盾时，朱全忠的势力异常强大，他直接无视中央的命令，进一步揭示了藩镇的强大独立性。更进一步，甚至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藩镇军阀早已不再遵守朝廷的命令，甚至朝廷的任命权力已成为空名。此时，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已显得十分薄弱，藩镇的独立性愈加加剧。

（二）地方藩镇获得“墨敕”除吏权，中央控制进一步削弱

另一大表现是地方藩镇获得了“墨敕”除吏的权力，这使得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进一步松弛。尤其是在黄巢起义期间，朝廷由于面临困境与沟通困难，甚至允许一些地方节度使暂时代行帝王的职权，包括使用“墨敕”任命官员。例如，郑畋、王铎和高骈等人曾先后获得过这一特殊授权，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执政者”。

这一做法本是为了应对特殊时期的困难，但却为藩镇带来了更多的权力，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到中和元年时，唐廷开始允许一些藩镇节度使与观察使正式获得了这一“墨敕”除吏权，不再受中央控制。例如，西川节度使王建便在天祐元年获得此权，这意味着他可以任命自己的官员，甚至在朝廷发出急令时，借机对中央决策进行干涉。像福建的王审之也获得了这一权力，使得地方逐渐拥有了更加自主的行政管理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藩镇有时通过非官方的途径获得“墨敕”，例如浙东的刘汉宏便是通过伪造诏令来任命官员。这种行为逐渐成为了地方节度使的常态，使得地方政权不仅从形式上脱离了朝廷的控制，更在实际操作中开始为自己独立运行。

（三）藩镇对朝政的控制，宰相任免权力的丧失

唐朝的中央政权还表现为宰相的任命权完全丧失，藩镇通过对朝政的控制，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早在中和三年，郑畋便通过权力干预，罢免了自己的对手，而在乾宁二年，昭宗准备任命新的宰相时，李茂贞和王行瑜等藩镇势力立即提出反对，最终昭宗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意愿。尤其是在天福元年，朝廷中的一些重要官员也是通过藩镇的推荐和保护重新获得职务，使得藩镇的干预权力进一步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宰相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藩镇的支持，而不是朝廷的任命。即使朝廷做出了决定，藩镇的干预和掌控让皇帝的权力形同虚设。更甚者，藩镇控制了宰相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得宰相在政权斗争中沦为权力的附庸。宰相失去实际权力后，往往通过依附藩镇势力来恢复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藩镇政治斗争的工具。

例如，崔胤和孔纬等人虽然失去相位，但在得到李茂贞和其他藩镇的庇护后，他们往往能迅速东山再起，甚至利用这一支持来进行政治清算。最终，朝廷的宰相集团逐渐丧失了独立性，沦为藩镇的代言人，帮助其实现政治利益。这种局面不仅反映了中央政权的虚弱，也加剧了地方藩镇对朝廷的控制，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独立化进程。

结语

综上所述，唐朝末期，中央政权的权威逐渐崩溃，地方藩镇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几乎消失，藩镇不仅通过“墨敕”除吏权、控制宰相任命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权力，还开始主导朝廷的政治决策。地方军阀逐渐取代了中央，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朝的灭亡在这一过程中显得愈加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