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起源较早，尤其在早期，个人奋斗的精神、对自由的向往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得到了广泛推崇。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美国早期独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多民族的社会构成密切相关。早期的美国，强调个人权利，提倡个人的独立性与自我实现，这些理念深深烙印在美国的文化基因里。

在美国的精神文化中，有三大主导哲学思想：基督教精神、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初期，个人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塑造美国社会的核心力量之一。个体主义的精神贯穿了美国的开国历史，并在各个领域不断延续和发扬。

然而，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逐渐繁荣，人们的奋斗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将重心从个人努力转移到享乐主义上，富裕的生活条件让更多美国人沉浸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时光不再被看作是奋斗的积累，而是享受和物质满足的象征。个体的发展与贡献不再是主流，更多人关注眼前的利益和享乐，而忽略了对社会的长远影响。

然而，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危机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了困境，政府不得不提出“集体”、“社会”、“共有”的口号，个人主义的思潮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美国影视作品也开始反映出这一变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41年上映的《公民凯恩》。

《公民凯恩》是一部划时代的电影，它不仅推动了美国新闻行业的发展，也为美国电影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片通过不拘一格的叙事手法与结构，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正向完美结局的模式，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复杂的世界。电影讲述了报业大亨凯恩的悲剧人生，通过回忆的方式，逐步揭示了凯恩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与内心的痛苦。

从新闻业的角度来看，《公民凯恩》对个人主义思想的表达既是一种推崇，也是一种质疑。凯恩一生中无数次追求权力、财富与个人成功，但最终却也不断失去自己所珍视的一切。电影中的凯恩呈现了美国社会对个人主义的矛盾态度，既想要追求个人成就，又不得不面对其带来的孤独与空虚。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在经历了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冲击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发明显，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问题逐渐成为时代的焦点。

在分析20世纪初美国新闻题材影视作品时，笔者发现，那些作品多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人物之间的感情线常常成为故事的核心。这一时期的新闻题材作品，很少深入探讨记者的专业性与责任，更多的是塑造记者作为追求独家新闻、渴望一举成名的形象。在这些影片中，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往往建立在吸引眼球和新闻的新颖性上，而不注重新闻背后的社会责任感。

例如，在电影《君子协定》中，记者菲尔格林被要求通过创新的写作方式来吸引读者，而非单纯依赖传统的数据堆砌。这反映了当时新闻行业已经日益与商业化紧密联系，新闻内容的创作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非为了客观报道事实。

进入19世纪30年代后，美国进入了重商主义的浪潮，三大便士报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业的商业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新闻业逐渐脱离了纯粹的公共服务性质，更多的媒体开始依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其内容。市场化不仅给新闻业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也让新闻业不得不在商业化的压力下，迎合受众的需求，放大娱乐性与吸引力。

美国的新闻业与中国有所不同，在美国，新闻的生存与发展更多依赖于市场力量。市场不仅决定了新闻内容的取向，还使得新闻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较多读者的媒体往往能够扩大影响力，而那些未能吸引足够观众的媒体则面临破产或被收购的风险。

进入20世纪后，广告业与新闻业的关系愈发紧密，市场对新闻内容的需求不断转变。记者们开始追求更具娱乐性和吸引力的新闻故事，逐渐忽视了新闻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在这一时期，新闻内容的主要标准已经从事实本身转向了新闻是否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

在早期的新闻题材影视作品中，记者形象常常被描绘得既具冲劲又富有个性，但却忽略了他们作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记者们常常参与到八卦、名人家事、甚至侦探式的调查中，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例如在《一夜风流》一片中，记者沃恩原本只是为了采访艾丽，却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逐渐爱上了她，影片的重心完全转向了记者与女主角的感情戏。而在《当代奸雄》一片中，记者杰克波顿在与威利·史塔克的接触中，也展现出了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影片的焦点不再是新闻本身，而是记者与史塔克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作品中，记者的形象不再单纯是新闻的传递者，他们的专业性被情感线所替代。记者不再是冷静的观察者，而是被情感、欲望和利益所左右，这与现代新闻题材影视作品中强调职业操守和责任感的记者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美国新闻业在商业化压力下的转型，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对新闻行业逐渐模糊的界限和道德要求。记者们不再是纯粹的事实传播者，而是逐渐成为了娱乐和消费市场的一部分，新闻行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因此受到挑战。